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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肖至柔、肖荣沈诉泰和县螺溪乡郭瓦、集丰两村委会房屋产权纠纷案的函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肖至柔、肖荣沈诉泰和县螺溪乡郭瓦、集丰两村委会房屋产权纠纷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研究，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讼争房屋应认定为公产。本案可参照我院一九九０年六月十三日（８９）民他字第１３号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复精神处理。

附：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肖至柔、肖荣沈诉泰和县螺溪乡郭瓦村委会、
　　　　　　　　　 集丰村委会房屋产权纠纷案的请示报告
　　　　　　　　　　　　（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５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审判委员会因对肖至柔，肖荣沈诉泰和县螺溪乡郭瓦村委会集丰村委会房屋产权纠纷案的处理意见不一，特请示报告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和县螺溪乡郭瓦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李厚生，系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和县螺溪乡集丰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胡平冈，系该村委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至柔，男，五十二岁，汉族，中学教师，泰和县人。现住该县螺溪乡郭瓦村委会肖家村民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荣沈，男，三十七岁，汉族，农民，泰和县人，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肖至柔、肖荣沈系叔侄关系。肖至柔的父亲肖秋盛生有二个儿子，肖登席、肖至柔。肖登席即被上诉人肖荣沈之父（于一九六一年病逝）。有三女一男。肖秋盛于一九四六年在螺溪乡郭瓦村委会三派自然村独资建造一栋面积约５００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用于开设榨油作坊和经营杂货、大米业务。取字号为“荣盛油榨坊”。土改时，肖秋盛在第三代表区参加土改，被划为地主成份。其在第二代表区管辖范围内的房、田财产予以没收（即郭瓦村委会肖家村属肖秋盛的房、田财产）。“荣盛油榨坊”（座落在原第三代表区内）从一九五０年下半年开始，由所在的原第六区人民政府与肖秋盛合伙经营。改“荣盛油榨坊”字号为“群众米店”，按照分红（区政府得六股、肖秋盛得三股，还有一位姓范的老板得一股），政府另外在三派村分给肖秋盛三间房屋。肖秋盛领取了这三间房屋所有权证，而对讼争房屋却未进行产权登记。（据肖至柔说当时他父亲提出要登记注册，区政府负责人说合股办商业，不好挂两块牌子。个人暂不登记没有关系，因区政府占大股，他家占小股，加之成份不好，区政府不让登记，他们也就不敢登记）。一九五二年，按上级指示区政府不能参加经商活动，于是“群众米店”合伙结束，肖秋盛亦离开了店房，直至一九六六年病逝都未主张过讼争房屋产权。“群众米店”的业务包括讼争房屋由泰和县供销总社经营管理，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时，供销总社将在榨油坊内经营的粮食业务移交给粮食局经营，粮食局在房内办了加工厂，不久加工厂迁走，其房屋仍由供销总社管理使用。一九七二年，原郭瓦大队出面向供销总社要到了讼争房开办油榨店和商店。八十年代初，原郭瓦大队分为郭瓦和集丰两个村委会，故讼争房也前后分开，郭瓦村委会占用前半栋用于开商店，集丰村委会占用后半栋用于开榨坊。两村委会对讼争房屋均做过修缮。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肖至柔、肖荣沈向泰和县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讼争店房产权，一审法院审理认定，讼争房屋是肖秋盛直接用于工商业的财产，该类财产在土地改革中应受到保护，不得没收，土改后，虽由国营和集体单位管理使用，但并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或代管权，因此，应认为该房屋在土改时，并未没收，其产权仍为原主所有。故判决讼争房屋归肖至柔、肖荣沈继承所有，由肖至柔，肖荣沈补偿郭瓦村委会维修房屋费二百元。补偿集丰村委会维修房屋费四百元。郭瓦村委会、集丰村委会不服，以讼争房屋在土改时被没收了，不然肖秋盛是没有资格分到房子为由向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吉安中院对此案的处理把握不准，向本院请示。
　　本院民庭对此案主要有二种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理由：
　　（１）讼争房在土改时不属没收范围。讼争房是用于工商业的，土改法第四条规定：“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一九五０年十月十九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法实施办法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地主在城市中的房屋以及在农村和集镇中直接用于工商业的房屋不得没收”。根据以上法律、政策，讼争房不属没收范围。
　　（２）上诉人称土改时讼争房已被没收，但提供不出任何没收或其它产权转移方式的依据。上诉人讼争房没收的时间叙述不一，有的说土改时没收归民主管理，有时说是土改复查时没收。据查，土改时当地民主管理的祠堂等都登记了，而讼争房却未登记。土改复查干部周聘健证明土改复查时没有没收。
　　（３）区政府与肖秋盛合伙经营、按股分红的事实证明讼争房未被没收。当时六区区长李冠玉证明油榨房没有没收，也未分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合伙经营期间负责人胡旭光也证明当时油榨房及榨油设备均属肖秋盛所有，肖家都住在店里面。
　　（４）不能以政府另分了房给肖秋盛来推定讼争房被没收。
　　按土改法和有关政策，“没收地主的房屋”要在留下其本人和家属居住房屋的前提下没收，而土改时肖秋盛在农村的房、田产全被没收了，全家住在讼争房内很挤，此时区政府正与肖家合伙经营，为扩大经营，另分三间较差的房给肖家也符合情理。
　　（５）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承认讼争房未被征用。
　　第二种意见是撤销原判，二审直接改判讼争房屋归郭瓦村委会、集丰村委会所有。其理由：
　　（１）土改时肖秋盛在第三选区参加土改，被划为地主成份，只有没收了讼争房屋，政府才会另外分配住房给他，认定肖秋盛在取得三间房屋所有权的同时，讼争房产权已转归郭瓦大队所有。否则是不符合我国土改时有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定。
　　（２）肖秋盛对分配得来的三间住房土改时进行了产权登记，如果讼争房屋没有被没收，他应该登记产权，但却没有登记，当时对地主不属没收的房屋给予了没收，这是当时的历史。现在按有关的民事政策的规定是不予发还的。
　　（３）该房虽无法查实确凿的没收依据，但实际上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一直由国营和集体单位管理使用至今，可认定房屋被没收，产权已转移。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有二种意见。
　　１．倾向性意见，同意民庭第二种处理意见，撤销原判；二审直接改判讼争房屋归郭瓦村委会、集丰村委会所有。
　　２．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讼争房屋归原告所有，并由原告给被告作合理补偿。
　　特此报告，请批示。



正确看待和处理农村矛盾

山西省临县临泉镇党委副书记 陈 龙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党中央把三农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之后，社会对农村关注程度日高，农村各种体制性、社会性问题日渐凸现，各种矛盾日渐突出。村两委选举、村务公开、土地征用、计划生育以及村矿关系等等，都成为引发农村矛盾的导火线。有的地方村两委班子长期不健全，村民自治体系基本瘫痪；有的地方干群关系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对党的农村政策顺利贯彻执行造成极不利影响，个别地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许多基层干部抱怨农民“越来越难管了”，农村“越来越乱了”，农村工作举步维艰。
从经济学角度看，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进必然会伴随着农村阵痛。工业经济在原始积累阶段对农耕利益的掠夺非常残酷，甚至充溢着血腥，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各发达工业国家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力求将上述两种经济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积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三农问题中的核心要素是农民，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核心是保障他们的物质利益，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中央明确要求“多予、少取、放活”，而正确政策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从法学角度看，“为权利而斗争”是社会和历史加于每个公民的不可转让不可抛弃的义务。为实现并维护自身利益而向他人、政府乃至社会斗争是法治社会的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农村矛盾问题的大多数个案，本质在于农民维护其既得利益，争取更大利益，所以在理论上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利，把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并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事业作为己任。支持和引导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推进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更是迫在眉睫的课题。变农村矛盾频发为农村繁荣稳定，变农民朴素的维权意识为依法维权理念，基层干部责无旁贷，重任在肩。这也是新的历史实践对广大基层干部新的考验。
首先，基层干部要加深与农民的血肉感情，切实树立执政为民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工农联盟是我党的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二十八年革命解放岁月中，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紧跟党的旗帜抛洒热血，在中国革命史上镌刻下了彪炳千秋的佳话，为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直至今日，我们的一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稳定脱贫，仍然正在为温饱生计而劳碌奔波，更何论建设小康！我们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具体实践者和执行者，支持和带领广大农民稳定脱贫、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只有真正与广大农民群众建立起血肉感情，真正认识到农村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才能做到情为民所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也才能正确对待、科学分析、妥善处理农村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矛盾纠纷。
第二，基层干部要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树立依法治理理念。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指出：“只有首先建立法治政府，才能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科学妥善处理农村矛盾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培养法治社会氛围。再进一步，要求行政机关建立长效机制，变以人管人为以制度约束人，消灭“因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或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人治现象。随着去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又将发生一次自我革命，进一步实现行政法制化、规范化和理性化。这对我县广大基层干部应对和处理农村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自觉适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时代要求，免为社会和历史淘汰。农村矛盾问题原因复杂千头万绪，但不论何种因素引起的矛盾，基层干部都必须从法律角度理性地去审视，摒弃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切莫自做主张，更不可先入为主，否则只能是无根据地激化矛盾。《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颁行与行政管理体制日益完善相呼应，价值取向于执政的规范化、法律化、理性化，服务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抱着官本位的人治思想去解决农村日益复杂的矛盾问题，今后于国法于党纪都“此路不通”了。
第三，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着力培育民主法治氛围。村民自治制度是扩大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全面推进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引导农民依法管理农村事务是推动农村繁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吕梁市创造性推行的会审、联签、民评“三项制度”无疑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基层干部不应该把落实“三项制度”看作走过场，要积极引导、帮助农村健全村民议事制度，扎实落实“三项制度”，实现村里的干部村民选，村里的事情村民管。基层行政单位和干部要学通学透《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坚决摒弃把村级组织看作自己的下级部门、把农民群众看作自己的“子民”的封建残余思想，切实还权于民，绝不与民争利。农民对自己的事情做主了，农村一大部分矛盾就可以消化在村组内部，部分矛盾存在的基础就消失了。我们的干部应该当好法律法规和党的农村政策的宣传员，助民掌好权，用好权，使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法制轨道健康发展。
第四，引导农民依法维权，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大大增强了农民的维权意识，群体上访、越级上访、涉法上访逐年增多，进一步证实了加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加快农村法治化的紧迫性。目前农民有事必找政府的原因有二：一是政府大包大揽惯性仍在延续，二是农民法治意识普遍淡薄。基层行政机关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要引导农民走依法维权之路，通过法定渠道法定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基层政府和基层法院都应该完善调解制度，灵活创新介入方式，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开拓调处矛盾的新思路新举措。基层政府在主动介入主动调解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时，切不可继续包揽甚至动用专政力量激化矛盾。要引导当事人进入司法救济程序，运用法律手段理性维权。基层法院亦可结合实际改革工作方法，主动下乡进村，及时调处纠纷，把农村的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民主、繁荣、团结、安定的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农村稳定繁荣，离不开全面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从根本上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正确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更离不开全面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