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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应如实回答的理解与适用
　　　　　　　　　　　　　　　　　－－浅议新刑事诉讼法

　　我国在进行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过程中，关于是否增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也即“不得采取暴力、胁迫、强迫的方式证明自己有罪或做出致使自己不利的陈述”，备受社会关注。普遍认为，增加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能从根源上遏制刑讯逼供，但前提是必须废除原有刑诉法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只有一立一废，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转向以平等对抗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刑事诉讼从传统走向现代，与国际刑事司法接轨。
2012年3月14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发布。该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第一百一十八条也同时保留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不免又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议，更有学者认为，嫌疑人没有拒绝的权利，也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样又形成了冲突，很明显是反映了立法者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不彻底性。应当如实回答真的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相矛盾吗？实则未必，矛盾不矛盾，关键还是对两条规定进行正确解读，把握其新刑诉法的立法本意。

一、关于“应当如实回答”

所谓“应当如实回答”，按照通常理解，“就是实事求是的回答，是就是，非就非，既不无中生有，又不避重就轻；既不夸大其问，又不故意缩小。”[①]也即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定的“如实陈述义务”。对于这一义务，结合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两大部分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做如下认定：第一部分是“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无罪的辩解”，然后进入第二部分是“向犯罪嫌疑人提问，”之后“犯罪嫌疑人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也即只有在犯罪嫌疑人已经“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的基础和前提下，立法上才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②]可以说，针对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做到应当“如实”回答，而不是“应当回答”，这样的解释结论，也就相当于赋予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可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不仅是在于犯罪嫌疑人有“如实陈述义务”，而且否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也即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部回答，且需全部如实回答。这样的立法原意造成的直接后果，那就是刑讯逼供的不断发生、屡禁不止。而消除这一不利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破旧有立法原意，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建立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刑事诉讼制度。因此，经过多年反复的研究和实践，2012年新修正的刑诉法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孕育而生。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确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通常被视为一项权利或者特权，往往被称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或者“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③]在我国有时也被译作“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拒绝自我归罪的特权”、“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或者“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特免权”等等。[④]我国新刑诉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原则，很多国家都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予以保障，如今我国新刑诉法引入这一原则，无不是紧跟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项民主、科学的当事人刑事诉讼权利。

按照普通法解释并结合我国刑诉法条，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项下，犯罪嫌疑人享有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对于是否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二是犯罪嫌疑人对于是否回答享有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的权利。前者是自由权利规则，后者是沉默权利规则。自由权利规则要求只有基于犯罪嫌疑人自愿的回答、自愿的陈述才是合法的证据，只要不是自愿的，无论是何原因，均不予采纳。

因此，凡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均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沉默权利规则则是以消极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即拒绝陈述其有罪的情节，并且犯罪嫌疑人“不回答”也不能被视为态度不好或者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更不能以抗拒回答为由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说，“抗拒从严”的政策因违反了新刑诉法的立法本意，将不复存在。总之，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犯罪嫌疑人享有是否回答侦查人员提问也即是否陈述的选择权，他没有与侦查人员合作的义务，故完全可以选择不陈述而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这也就是充分肯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体现。

三、二者互无矛盾、相辅相成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应当如实回答”的立法本意是针对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有关的任何提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部回答，并且需要全部如实回答。而随着2012年新刑诉法的正式发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引入法条，“应当如实回答”的立法原意将改变，其立法原意将增添新的内涵，那就是针对侦查人员提出要求证实自己有罪提问，犯罪嫌疑人可以不予回答，但是一旦自愿回答提问，那就必须如实回答。

首先，根据第五十条之规定，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下，犯罪嫌疑人享有陈述自由权，也即他可以选择自愿陈述，也可以选择拒绝陈述，立法赋予其充分的人权保障。一旦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未依照法定程序，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该口供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绝陈述其有罪的情节，不是“应当回答”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要求其供述的问题。这样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的侦查模式就顺理成章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了。

其次，根据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一旦选择陈述，也即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选择了进行回答，那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就应当做到应当“如实”回答。立法给予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人权保障，一旦他放弃了这一特权而选择陈述，那么就不得虚构事实而误导侦查或者审判，否则就违反了应当“如实”回答义务。

摒弃“应当如实回答”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相冲突的错误认识，深刻领会两者间的具体内涵及新刑事诉讼法新的立法本意，方能在实务中正确的加以适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办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注释】：

①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②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③参见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④参见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43页。
谈美的商标著作权的归属　
霍彦杰

　　　　1980年5月，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街招的形式向社会征集商标图案。街招明确了参与者每人3元，入围者10元，入选者最高奖励一台风扇(当年价值为250元)。美的公司的图纸设计员邵某也参与了该商标图案的设计。经过评选，邵某设计的美的作品被美的公司选中，美的公司依街招的奖励办法，兑现了邵某一台风扇。次年美的公司将该图案注册了商标，在电器系列产品上使用至今，并将企业改为美的公司。后邵某离开了美的公司。1997年12月邵某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美的公司停止使用美的商标的图案及名称，并赔偿损失150万元。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美的公司依街招形式公开征集商标图案作品，并兑现了一台风扇给邵某。双方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其行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由于该作品创作于1980年，当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但从双方的要约与承诺的发生到美的公司使用该作品的过程及双方履行后的十几年间邵某的默示行为，真实的体现和证实该作品的著作权从交付之日起已转移给了美的公司。因邵某身为美的公司的图纸设计员，知道美的公司创作作品的目的、用途、要求及奖励办法。而邵某离开美的公司，在十七年后的今天，依据现行的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的归属应由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及使用他人作品应与著作权人订立书面合同的规定，反悔双方十七年前早已履行完毕的民事法律行为，并用著作权法的规定溯及十七年前已转移的著作权。为了尊重双方当事人十七年前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使用至今的美的商标图案的著作权，从1980年邵某领取了美的公司的风扇时已经归美的公司享有。美的公司商标图案目前使用的范围和使用方式未违反法律规定，不构成侵权。至于邵某以美的公司6年来的产值为107亿元要求按其万分之一点五计算赔偿15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为邵某设计图案与美的公司十七年后的产值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一个美术作品的图案当作商标时，它代表的价值全部来自于企业对技术的管理、商品质量、生产水平和服务水平、市场竞争能力的综合反映，不是来自于它的艺术性。被告的实际效益，并非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所产生。离开商品生产，该图案无价值可言。所以商标图案的原作者无权分享美的公司今天在商品竞争领域所产生的利益。原告邵某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依据民法通则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判决驳回邵某的诉讼请求。
一、从美的公司的街招看行为的性质
　　美的公司以街招形式向社会征集商标图案属于著作权法调整，但街招本身的法律性质应为合同成立前的要约邀请。本案街招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审理过程中有二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街招应为要约，要约是指向不特定的人发出委托创作作品的意思表示，要约的内容为参与者、入围者和入选者均有一定的报酬。美的公司以街招形式公开征集商标图案是要约，邵某交付作品给美的公司为承诺。第二种意见认为，街招近似于悬赏广告、商品价格、拍卖广告、寄送的价目表等。它的目的是引诱不特定的对象，唤起别人的响应和注意，希望对方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而要约邀请只是单方邀请，没有具体要约的内容。因此街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要约邀请。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街招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要约，要约是指一方向他方提出以订立合同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只有相对人的承诺，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即订立合同。本案街招近似于招标广告、商店里陈列的标价的商品及招股说明书等，引诱大家前来参与。而投标、顾客向商店购买标价的商品、提出入股才是要约。宣布中标、售货员付货收款、同意参股收取股份为承诺。本案街招的内容入围者10元，入选者一台风扇是引诱众多人响应和参与，不是要约要达到的目的。要约的目的是指美的公司所要的商标图案，本案街招的内容没有要约所针对的那个作品。所以在街招还未有具体的肯定的明确的作品的情况下要约暂未能成立。本案的要约应该是前来应征的300多人的300多件作品，其中包括邵某及邵某的作品。此时要约的对象是众多的不特定的，他们向美的公司交付作品是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美的公司按照自己的要求、用途、目的在众多的作品中选择，向被选中的作品的作者支付了风扇才为承诺。前者的要约人和要约的内容为不特定，后者要约人和要约的内容为特定和具体明了。也就是邵某交付了美的图案作品，美的公司接受的也是邵某的美的图案作品，此时要约的内容与承诺的内容一致时，要约和承诺即成立，合同才生效。因此街招非属要约，邵某交付作品非属承诺。
二、从邵某的身份看美的商标作品的性质
　　著作权法第16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职务作品的法律特征是：1?创作作品是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依其单位的工作需要提出的任务。2?创作作品的公民与单位之间有劳动从属的关系。3?作者依据单位的要求，按照自己的意志创作。4?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主要依其法律责任的承担来确定，如作品发表或使用及发生纠纷时是以单位名义进行，起诉人或应诉人均应由单位承担，而不是执笔人或设计人承担。作品由作者承担责任的，著作权归作者享有。本案邵某设计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还是委托创作作品，审理中也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邵某的设计行为完全是基于街招的委托形成的，属于公众人物，不是美的公司交给邵某的工作任务，因此邵某的作品不属于职务作品，街招是委托创作合同成立的要约，邵某与其他应征者一样属于受托人，双方属于委托创作作品的行为。另一种意见认为，邵某是因街招的引诱参与设计的，不应排除此种原因，但邵某身为美的公司的图纸设计员这一双重身份也是客观上存在的事实，因此对本案作品的定性是否考虑这一客观事实也是本案的关键。因为，邵某的身份一方面是美的公司的图纸设计员，是领取美的公司工资的职工，与美的公司有一个默示的劳动关系。一方面是以街招的公开引诱进行设计，其作品选中后领取了最高奖项。对此美的公司不会不承认其是本公司的职工，邵某也不会不承认美的公司是其所在单位。邵某设计的作品是否属于职务作品，应从邵某与美的公司之间存在的劳务关系及职务作品的构成要件来考虑，不应单纯以街招是公众的行为来认定。如果作者不是美的公司的职工也不存在职务作品构成的条件。只有邵某与美的公司存在劳动合同的特定关系才是考虑职务作品的可能。因此以邵某的创作行为不是单位直接交办的任务为由，否认邵某作品的职务性是不实际不客观的。因为邵某与其他应征者的身份不同，使其创作的作品与其他应征者的作品有着不同性质的区别。所以邵某创作的作品既是美的公司的工作需要又是邵某份内的工作。这是认定邵某创作的作品为职务作品的理由依据之一。职务作品在西方称之为雇佣作品。雇佣作品是指受雇佣者在雇佣范围内创作的作品。职务作品必须与单位的需要和任务有关，既可以在职务范围内又可以在职务外明确提出。由于邵某的身份所在，他非常清楚美的公司街招的目的、要求、用途，无需特别向邵某直接交待。因其本职工作就是图纸设计员，且邵某在设计中享受了单位为其提供的工作条件，使用了美的公司的纸张、工具、参阅了美的公司的有关资料，美的公司的职工也多次为其创作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等。这充分体现了邵某的作品是在本职工作范围内的活动，其创作的作品是从事本职工作的结果。笔者认为邵某的作品应为职务作品，在著作权范围内属名为邵某，其他权利和责任为美的公司享有。但该作品已进入商标领域，其权属应为美的公司所有。
三、从邵某的创作行为开始到纠纷发生时的法律适用
　　本案邵某创作作品的时间为1980年，美的公司将该作品注册商标的时间为1981年，本案纠纷发生的时间为1997年12月。该纠纷适用什么法律，如何适用是本案审理认定的难点，也是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本案无论是在审判过程中，还是本案判决后，均出现二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事实发生在1980年，著作权法实施于1991年，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是现行法不具有溯及力。著作权法不能作为本案纠纷的依据。只能按照双方当事人明确的权利义务和民法通则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来处理。另一种观点，著作权法规定，‘公民作品的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的终生及死后五十年’。本法还规定，‘著作权人和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在本法施行之日尚未超过本法规定的保护期的依照本法予以保护’。这一规定应理解为，只要作者的著作权在保护期内，发生的纠纷均应适用著作权法，受著作权法保护。本案作品创作于1980年，保护期尚未超过，应适用著作权法。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为什么本案对适用著作权法有如此的分歧，主要是对著作权法第55条第2款的规定理解不同。著作权法规定，‘本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依照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和政策来处理’。笔者理解为：1?本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依照当时的法律法规；2?对本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一直持续到本法施行后，应适用著作权法；3?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可分为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持续发生，在此阶段被侵权人均可在诉讼时效内的任何时候起诉，法院可适用当事人起诉时或立案时的法律法规；4?如侵权行为是持续性发生，无论发生在著作权法施行前或发生在著作权法施行后均可适用纠纷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因为著作权人有一个法律赋予的特别保护期，无论侵权行为发生在什么时候，只要著作权人的保护期未过就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本案邵某的作品是1980年创作，美的公司1981年开始使用至今，至当事人起诉时的1997年12月，侵权行为仍在继续。可以讲该侵权行为最早发生在著作权法施行前的1980年，也可以讲该侵权行为直至当事人起诉尚未停止。因此对本案的法律适用可以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196条的规定。该规定指出，‘1987年1月1日以后立案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1987年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当时没有具体的法律、政策的规定，可以比照本法处理’。依照适用民法通则的原则，本案的民事行为发生在著作权法施行前，当时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纠纷又发生在著作权法施行后，同样可以比照著作权法来处理。依据著作权法调整不等于同意美的公司未与邵某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著作权的转移，该作品的著作权归邵某享有的观点。因为现行的法律与十七年前的现实生活不一样。1980年，著作权转移无法可依，当事人又没超前的法律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多少企业或多少人会与设计人签订书面合同。本案当时邵某只知道街招是有偿的，选中后会领取价值250元的风扇。美的公司只知道选中了邵某的作品兑现了风扇，即取得了作品的权利。这就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认为双方履行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即了结了此事。在审判实践中如果一定要双方当事人在十七年前就按照十七年后的法律规定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著作权的转移，否则就是侵权是不合情理显示公平的。虽然双方未签订合同，但双方履行的法律事实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所谓的法律事实是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根据和原因，法律事实与一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法律事实又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关，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只能来自于主观中，未表现出外界的不能成为法律事实。本案的法律事实为邵某身为美的公司的图纸设计员向美的公司交付作品，美的公司未决定接受前，著作权归邵某。美的公司选中邵某的作品给予风扇后，该作品的著作权自然转移给美的公司，双方无需签订书面合同来明确。因为法律规定职务作品的权属应为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享有。职务作品具有排他性，包括作者本身的权利也要受到一定限制。这种限制体现了著作权法立法的意义和立法的精神。目的是为了保护作者与单位的利益，公平公正分清作者与单位的权属问题。如果按另一种意见，双方当事人没签订书面合同，美的商标的著作权归还邵某的话，邵某随时随地可以要回和控制美的商标图案，期满后又可以重新作价许可或转让另一个企业使用。那么会使国家和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损失。目前，国内的企业不只是美的公司一家，而是代表了一些企业或享有知名商品的老牌企业。如果适用法律不当，会造成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属的混乱，阻碍知识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