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北京市人民政府
京政发[1993]21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总公司：
现将本届市人民政府第十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1993年5月7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1993年4月23日市政府第十次常务会议通过）
为了做好市政府工作，提高市政府工作效率，特制订本规则。
一、市长、副市长的职责
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和市政府工作要求，市长、副市长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其他组成人员的职责如下：
（一）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
（二）市长负责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日常工作，按各自分工负责处理。
（三）市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法规草案和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由市长签署。
（四）副市长按照各自分工或市长的委托，协助市长做好工作。市政府常务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受市长委托，负责协助做好有关方面的工作，并可以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五）市长外出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
（六）市长、副市长、市政府常务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理论学习，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政府各部门的作用；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不断改进机关作风，努力完成市委七届一次全会和市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
（七）市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按照行政机构体制改革的需要，积极稳妥地做好简政放权工作，加强宏观调控，切实转变职能，提高效率，有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二、会议制度
市政府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制度。
（一）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常务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各委办主任、各局局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主持。
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决定和部署市政府的主要工作；讨论通过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由市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事项；通报形势；协调各部门工作。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
（二）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苏仲祥同志、市政府顾问、秘书长、市长助理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主持。
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宜；讨论通过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定的重要报告、议案；讨论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定的重要法规草案和由市政府发布的规章；讨论决定市政府各部门、各区县向市政府请示的重要事项；分析形势，通报情况，部署工作；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人员任免事项。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星期五下午为例会时间。
（三）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主持，主要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市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
（四）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会议主持人确定，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每次会议均作记录并印发纪要。会议纪要由秘书长签发，必要时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
（五）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可以召开专题会议，协调、研究、处理有关问题。专题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纪要，由会议主持人签发。
（六）区、县长会议由市长召集并主持，部署市政府工作，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征求区、县人民政府的意见。区、县长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
（七）市长生活会由市长召集并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主要是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市长生活会，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
（八）市政府会议决定的事项，有关部门和区、县要坚决执行，抓紧办理；执行中如有问题，应及时向市政府报告。会议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催办、督查。
三、文件审批制度
报市政府审批的文件，按照文件的审批程序和市长、副市长分工负责的原则办理。
（一）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人民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文件，必须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除紧急、重大事项外，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报送文件，要统一经市政府办公厅呈送市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二）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政府要求市政府发布、批转、转发的文件，应属于关系全市总体规划、重大改革方案、法规和规章、新政策性措施出台，以及需要各级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执行或周知的重大事项等宏观管理方面的内容。凡属市政府主管部门、专门机构正常工作范围的事项，应由该主管部门或专门机构发文。
（三）以市政府名义发文件，一般由主管副市长签署，秘书长签发；属于重大事项，由主管副市长审核后，送市长、常务副市长签发。
（四）市政府领导审批文件应签署明确的意见、姓名和时间，圈阅则表示阅知；签署文件要使用钢笔或毛笔。
（五）对市政府文件中要求各区、县和市政府各部门贯彻执行的事项，各区、县和市政府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领导批请有关部门落实、办理的事项，有关部门也要坚决贯彻落实；如在执行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向市政府办公厅反映。市政府文件中要求贯彻落实的情况，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催办、督查。
四、坚持“年初有布置，年中有检查，年末有总结”的工作制度
年中、年底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各委、办、局的工作汇报，检查“折子工程”完成情况，总结工作经验，部署下半年或下年度工作。
五、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内事活动制度
为保证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集中精力研究处理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除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以外，对各区县、市政府各部门、各单位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内事活动、为出版物作序和要求题词等，要从严掌握，履行报批手续。
（一）减少领导同志过多的事务性活动。各区县、市政府各部门需要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的会议和活动均应事先书面请示，由市政府办公厅根据工作需要、领导分工及有关规定，从严掌握，提出审核意见报批。一次会议或活动，一般只安排一至两位市政府领导同志参加。
（二）对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为出版物作序、题词或签发贺信，一般不予安排。特殊情况，要经市政府办公厅审核后，报送市政府领导审批。
（三）市政府领导同志内事活动的宣传报道要从严掌握。由市政府组织或经市政府批准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要按经审定批准的方案宣传报道。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部门或区县举办的会议、活动，需要报道的，必须经出席该会议或活动的领导同志批准。市政府领导同志下基层调查研究、视察工作，需要报道的，报道内容要经领导同志同意。
六、出访及出席外事活动制度
（一）外事出访。现职副市级以上干部出访，由市外事归口审批部门审核，报经主管外事的副市长和市长审批后，由市政府外办以市政府名义上报国务院批准。
各区、县、局 （总公司）及市级机关部、委、办的现职一把手出访，由市外事归口审批部门审核并报主管外事的副市长审示后，报请市长审批；不担任现职一把手、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干部及副局级干部（含享受副局级待遇的干部）出访，由市外事归口审批部门审核，报主管外事的副市长审批。以上干部出访，所在局级单位在上报市外事归口审批部门的同时，抄报主管副市长。
（二）外事活动。各部门、各单位举办各种对外友好往来方面的活动，需邀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参加的，均要报市政府外办统一安排。属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活动，报市经贸委，由市经贸委商市政府外办统一安排。属对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活动，报市科委，由市科委商市政府外办统一安排。
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外事活动，不要直接给市政府领导同志发送请柬。领导同志直接收到请柬时，请交外事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
七、出差（出访）或休养的请示报告制度
（一）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离京出差（出访）或休养，应由本人在事前向市长报告。经批准同意后，将外出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项告市政府办公厅。
（二）市政府副秘书长，各委办主任、各区县长离京出差（出访）或休养，由本人事前直接向市长报告；各委办副主任、各局局长、总公司经理离京出差（出访）或休养，由本人事前直接向主管副市长报告。经批准同意后，将外出的时间、地点和代为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名单报市政府办公厅。
公司治理选择与平衡理念
黄子宜 张寰
摘要：公司治理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情况，在公司法立法中，可以考虑引入博弈理论为基础的公司法立法模式，实现公司自治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公司治理 博弈 平衡
Abstract: Corporation governance is focused upon all the world.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china, in reform of corporation law, we could introduce the model, which based on the combat theory, into our law, and realize the balance between law and self- governance.
Key words: Corporation governance combat balance
不论是大陆法系的法人实在说抑或是英美法系的法人拟制说，都毫不否认公司法人治理研究的重要性。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和近两年美国的公司丑闻更加深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的关注。
对什么是公司治理，学理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
狭义者以玛格丽特•布莱尔认为，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在公司中建立规则以限定控制权、决策程序、责任、各种索取权等问题[1]。而广义论者则将其扩大到了更大的企业制度层面上加以考量，认为：公司治理广义地讲就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2]。
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观察，在公司的制度安排上，无不体现出一种平衡观点：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考查，公司治理实际就是公司在构建过程中，多种因素之间的利益平衡，现行公司的制度，皆可被理解为平衡内生产物，以公司董事会为例：威廉森以及法玛都认为，公司董事会是作为一个控制工具而内生形成的[3]。国内也有人积极回应了这样的观点，例如：“公司治理是经过博弈而形成的暂时均衡，各方利益人的博弈形成了公司政治机制，使得公司权力配置在动态中寻找平衡” [4] 。“就其本质而言,公司可以被看作相互交织的众多利益的锁链。如何有效协调包容于公司中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避免各利益主体间的相互掣肘,是关乎我国公司能否健康、高效发展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也是我国公司立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5]”
平衡论清晰的表明了公司治理的核心理念，但是，在探讨公司治理的论文中，讨论股东、经理、董事会的平衡关系、讨论公司和相关方关系的论文非常多，很多而探讨立法模式平衡关系的很少，一个似乎被人所忽视而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法律规定能不能主动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强制性规定，法律干预与公司自治的平衡点又在哪里？
一、 法定治理模式之弊
在探讨公司治理的众多观点中，一种明显的倾向是信奉公司治理法定主义。即相信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是某种可以被“规定”的、比较固定的模式，简而言之，可以由公司法律法规、证券法等来“规定”一种公司治理模式。因此，法律、法规、规则等来自于公司外部的强制性“规定”，被异乎寻常地看重。例如，规定公司应该有多少独立董事、规定董事会应该设什么委员会等等。我国的公司立法是其典型代表。例如：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行使11条职权、董事会行使9 条职权、经理行使10条职权、监事会行使5 条职权等。
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很好呢？仅仅从法律的文字和逻辑上推敲，我国现阶段的公司立法在逻辑上毫无异议是完整的，没有错误的。但这样的结论的前提必须是：每个法律规定的机构，股东大会、经理、董事及监事会能完全尽职尽责，恪尽职守，而我国的公司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经理层、董事层乃至监事会都可能曾经在“同一口锅里舀饭”在我国现有的人文环境下，要求他们能相互制衡，主动为第三方利益做出考虑，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换个角度思考，如果经理、董事不按照法定规定履行其职责，也实在找不到，或者很难找到法律来予以调整。另一个方面，法律虽然规定得很好，各公司也可能依法设立了机构，只是这些机构在公司内部的权利划分中往往只保留虚名，如果真实的调查各公司真实的权利划分和机构配制情况，结果恐怕会让所有立法者灰心的，频频暴光的股市黑幕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
可见，即使是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内部制约机制不足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公司的自治也是应该充分尊重的，法律规定得过于严格，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自治呢？
从商法规范构成的一般原则上看，交易规范适宜任意性规范而团体规范适宜强行性规范。这点似乎为公司法定治理模式提供了一定的法理基础，但是，也应该看到，商法毕竟是私法，私权的尊重同样重要。特别是，我国先阶段，公司的开放程度不足，从证券的角度观察，那就上“一股独大”的现象，这一现象在近年内恐怕难有根本改观，这就决定了一个现实：我国的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色彩浓厚，其公司内部关系的调整不涉及到外部的第三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强行法的过渡介入实在是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前文所叙述，即使有了严密的法律规定，在封闭性色彩浓厚的环境中，架空法定机构的权利对于公司而言实在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即使是现在为众人所关注的独立董事，也很难想象在不能充分控制公司财务或者人事的情况下，能对公司的决策参生决定性影响。
小结
公司治理模式的立法规定不是不重要、不需要，而是在现有的情况下，法定治理模式在实施上存在巨大的障碍，可以说，每个公司在自己的财务及人事安排上，总有不足为外人道之考虑。因此，要求严格的法定治理模式适用所有公司，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公司治理的探索中，还应该探索其他理论。
二、公司治理的内部平衡的博弈——另一种理念
如果说将公司治理理解成为法定遇到了障碍，那么，将内部治理理解成博弈规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外的理论和思路。“与其把公司治理理解为由外部力量强制“规定”的模式，还不如理解为一种保护弱势利益人利益的一套制度安排。”[6]
在诺斯[7]看来，制度就是博弈规则，而且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规则，如法律、正式的合约等，而另一类是非正式规则，如习俗惯例等。而青木昌彦[8]进一步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系统，是通过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互动而内生形成的， 因而是可以自我实施的。如果能将博弈平衡理论恰当的引入公司治理中来，以加强公司的内部制约机制，似乎是可行的选择之一。
依据这种观点，公司治理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机械的法定。实际上，法律可以认可某种平衡，但绝对不可能创设某种平衡。如果我们把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内生的博弈规则，那么，一种平衡就需要各参与者通过反复博弈才可能实现。在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之前，各参与者都会有比较大的策略选择空间，即使是已经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外在环境的变化也可能打破旧均衡而导致各方以新的博弈策略寻找新的均衡状态。所以，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博弈参与者— —股东、董事、经理—— 之间的权利配置不会是固定不变的。
以美国为例，从代表的国际主流公司的权力配置基本框架。在这种主流公司法律中，董事会拥有公司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权力。但是，美国公司法律中公开型公司，和封闭型公司的权利配制是有很大差异的，开放型公司中董事会在权利分配中占优而封闭性的公司中，股东权利配制占优。
分析原因，首先是与美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第一，是美国传统中公司的理念永远是“股东利益至上”，于日本的“员工利益至上”和欧洲的“消费者（相关方利益至上）”分野明显，可以说，美国公司治理的形成，与这种文化认知密不可分[9]。
其次，与我国不同，美国的公司很少有“一股独大”[10]的现象，股东之间的独立性较强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依附关系较少，这与我国公司改革中因职工执股而形成的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依附关系差异相当大，也就给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博弈提供了空间和可能。也为利用开放性公司分析权利配制如何经过博弈有股东转入董事会提供的资料。
在美国，开放型公司是制可以向公众公开募集股份，股东的人数没有限制，股份也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通的公司。法律仅对股东、董事、经理之间的权力配置有大致的规定，即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权力由董事会行使，或者由董事会授权行使，所以，董事会只要愿意，完全可以直接决定公司的任何事务。实际上，法律的规定应该理解成为是对权利配制的一种认可或者指导，而不是对治理加以规定。
在封闭型公司而言，股东的权力非常大，股东可以通过书面协议在任何方面限制董事会的权力（当然也相应解除董事在这方面的责任），甚至可以不设董事会，由股东直接管理公司的事务。而在开放性公司中，股东的权力基本上只限于对董事的选择权，以及当资本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动时的表决权。如对增减股份、发行债券、兼并收购、合并分立等事项的表决权，且是通过股东会行使选择权和表决权[12]，美国公司法律基本上不对经理权力作具体规定，经理的权力是一种授权，来自于董事的酌情授予，经理的权力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
分析两种模式的根本差异，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法律对公开型公司的股份转让非常宽松，基本上奉行“披露主义”，美国的多层次证券市场也非常发达。因此，股东可以比较方便地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以及公司收购制度的发达和完善，从而对掌握公司巨大权力的人进行有力制约。
而封闭型公司，股份不能自由转让，所以必须要对董事会的权力进行直接限制，甚至取代董事会而直接管理公司事务。当然还有一点是美国的公司发展在早期都奉行家族管理，公司和家族成员关系密切也是股东主动参与公司经营的原因之一。
在美国公司的权力配置，特别是对于公司董事以及经理的权力限制，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的经营和事务由董事会管理，而现在，以特拉华州公司法和“模范公司法律”为代表，规定公司的经营和事务在董事会的指示下（由经理）进行管理。
这样的变化和公司治理中两次革命性变化密切相关。显然，在美国公司立法中，股东是公司所有人，但在开放公司中，是让股东来管理公司是不太现实的，从特拉华州公司法和模范公司法上看，立法者已经认识到，尽管（开放型）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但由董事会来直接决定公司事务是脱离现实的，由职业经理根据董事会的指示来决定公司事务才是现实选择，而“在董事会的指示下”恰恰使公司权力配置充满弹性也充满不确定性。
对美国公司权力配置的变化历史进行考察，能得到的结论是：即现代的公司法律越来越宽松和充满弹性，无论是在公司组建时、还是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股东和董事都有着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来决定公司的权力配置或改变某种权力配置。实际上，公司治理的两次重大变革也正是这一变化的体现。公司治理中法定成分越来越少，而由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成分越来越多。
进行选择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股东在组建公司时通过公司章程、以及在经营过程中随时通过其他文件来限制董事会的权力，董事会也可以随时通过文件来限制经理的权利、纠正经理所批准的交易。实际上，这样的模式提供了三方的冲突和博弈空间。毕竟，一种良好的制度是在不断的实际冲突中不停磨合和冲突产生的，法律可以宏观引导，可以原则性调整，但是要求法律能深入每家公司内部为其规定通用的治理模式，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三、 法定治理与任意治理——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则与平衡
分析到此，能作出的一个结论是：公司治理的博弈理论比法定主义更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律，基于公司治理博弈理论的立法模式将成为公司法发展的主流。
但是，不论是哪种方式，在我过都可能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实，那就是我国这两种方式的照搬都可能遇到问题。对于现行的立法规定的模式，其弊病前文已经分析过了，那就是一个公司架空法律规定的结构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同时，即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怠于履行其职责，或者以消极的方式履行职责，“公司自治”也是非常合理的借口，使法律难于深入调整。
而博弈平衡理论缺陷则在于：在我国，一股独大的情况太普遍，股东、董事与经理与公司的人身依附关系太强，典型的情况是：大型公司，具有人事档案的管理权，从而能对公司高层人员进行有效的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博弈空间过于狭小，实在难以通过博弈形成三者有效的制约机制和权利平衡。
但是，应该看到，通过立法方式规定公司的治理模式不是长久之计，通过立法方式予以指引在短时间内的确效果显著，这点从《公司法》实施后公司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从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也可以明确得出结论，但是，多年的管理问题仍然没有通过公司立法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
1、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的短期投机行为十分明显，稳健增长性公司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