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兴 北方工业大学 副教授 , 刘传高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
关键词: 死刑案件/律师辩护/有效保障
内容提要: 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是法治由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亦是死刑正确适用的重要保障机制。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性与缺乏有效辩护的保障机制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需要推进死刑案件独立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明确死刑无效辩护的标准，实行死刑辩护律师资格的认定制，确立死刑无效辩护的惩戒及司法救济机制。
一、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必要性
正当我国努力通过实体法减少死刑适用之际，如何通过程序控制死刑的适用，以达到减少并准确适用死刑显得尤为重要。死刑不可逆转性的特征，使得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成为保留死刑国家的首要义务，律师的有效辩护制度是实现此目的的重要保障机制之一。被追诉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是现代法治国家宪法人权保障不可或缺的内容，而给予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更多的律师辩护保障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1]亦成为保留死刑国家死刑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2]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为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提供更多的辩护权保障体现了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为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正是国家基于死刑案件的重要性而对其提供的特殊保护。获得律师辩护是死刑案件程序正义的必要形式要件，是维护抗辩式审理模式的基本要素。在法治尚处于形式正义理念支配的时期，只要面临死刑追诉的人得到了律师的帮助就认为已经符合了程序正义的要求，至于帮助是否有效法在所不问。[3]
美国律师协会死刑项目主任罗宾·马赫律师认为美国许多死刑案件的错误是由于律师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原因。[4]律师的无效帮助是死刑错误或任意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穷人因拥有“最差的律师”，而不是因为实施了“最恶劣的罪行”而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5]而我国近年来连续上演的死刑错案，诸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每一个案件中法院都为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而事实上被指定的律师在这些案件中真正发挥了多大作用？不得不令人深思。可见，仅仅有律师辩护尚不足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伴随着现代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死刑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制度从关注形式上“有律师辩护”，进一步发展到是否获得了“有效的律师辩护”。有效律师辩护是死刑案件被追诉人辩护权实现的实质内容，是现代死刑辩护的核心。法治国家在解决了死刑案件被告人“有律师辩护”形式正义的前提下，应致力于追求“有效律师辩护”的完善，以实现法治的实质正义，确保国家死刑刑罚权的谦抑性和准确性。
二、域外法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制度的比较分析
（一）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是律师有效辩护的程序保障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充分展开显得尤其重要。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定罪审判是证明死刑犯罪的要素，量刑审判是对生命的审判。就被告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的紧迫性，及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言，量刑是对生命的审判。[6]为了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需要通过独立的量刑程序，对量刑证据、信息进行全面调查、充分论辩，使法官的死刑裁量权建立在法庭调查和论辩的基础上，而不是单靠法官“拍脑袋”决定。为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死刑案件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阶段是死刑案件宪法正当程序的要求。
（二）确立死刑案件律师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
在美国，每一个被指控犯有重罪或因轻罪面临实际监禁的被告人享有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的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包括在被告人请不起律师的情况下为其指定一名律师以及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1984年在斯特里克兰案（Strickland Washingto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无效律师辩护设立了具体的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两个要件：首先，被告人必须证明辩护律师的表现“不足”。“不足”是指律师没有充分发挥辩护人的功能，律师的表现必须低于人们对“合理胜任律师的预期”，即律师的表现已经到了不能被认为是在履行一个律师职责的程度。其次，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受到“损害”。被告人必须证明律师的失误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死刑判决不可信。
（三）制定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职业规范
为了确保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美国律师协会1989年制定并通过了《美国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指派与职责纲要》。《纲要》1．1之A规定：“《纲要》的目标旨在提出一个死刑案件辩护的全国标准，以保证给所有面临可能被任何司法机构判处或执行死刑的人进行高质量的法律代理。”《纲要》全面的规定了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应该提供的有效辩护。《纲要》要求除特殊情况外，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在24小时内与当事人进行会面。在案件进行的任何阶段对于所有在合理预期中可能对案件有实质影响的事务，律师应与委托人进行持续的沟通对话；律师在每一个阶段有义务对有关罪行与刑罚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独立的调查。有关罪行的调查应当进行，不管委托人对指控犯罪事实作任何承认或供述，或压倒性的有罪证据，或任何委托人所陈述的不会被收集或出示的有关罪证。有关刑罚的调查应当进行，不管委托人所陈述的任何不会被收集或出示的有关刑罚的证据。[7]
（四）建立无效辩护的司法救济机制
被告人主张律师无效辩护的申请，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提出，即被告人可以申请重审、直接上诉、申请州和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初审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人可以以“律师辩护无效”为理由，申请原审法院对案件进行重审。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无效辩护的标准”，决定对案件重审。重审由该法院全体刑事法官参加审理。无效辩护也可以作为上诉的理由直接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最常见的无效辩护司法救济是申请人身保护令程序。在人身保护令申请中，被告人会要求进行证据听证。在听证程序中被告人通常提出一些具体的信息和证据来证明辩护律师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了无效辩护，而辩护律师通常将作为控方证人作证，证明自己在审前调查和准备中所作的努力。如果律师辩护被法院裁决属无效辩护，案件判决将被撤销或发回重审。2000年以来，联邦最高法院因律师辩护无效曾推翻了几个死刑判决。[8]
（五）创设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特殊管理制度
为实现死刑案件有效律师辩护，美国律师协会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认定、指派、代理费用、培训、监督及惩戒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这些特殊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1．死刑辩护律师资格认定制。由专门机构负责制定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标准，并组织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认定，对具有死刑辩护资格的律师名册予以公布和管理。2．负责对死刑辩护律师进行定期培训。专门机构为死刑律师培训提供资金支持，并要求死刑辩护律师必须圆满完成一个综合死刑培训计划。3．为死刑案件被告人指派辩护律师。专门机构负责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指派，并有责任保证指派的律师为委托人提供符合《纲要》要求的高质量法律代理。4．为指派的律师提供代理费补偿。指派的律师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代理费补偿，该比例还要能反映死刑代理所固有的特殊责任。5．对指派的律师进行监管和惩戒。由专门机构负责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表现进行监管，并负责调查投诉，对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律师从死刑辩护律师资格名册中删除，且永远不得恢复。
三、我国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重定罪、轻量刑的审理模式阻碍了死刑量刑辩护有效性的实现
有效辩护是实现死刑案件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条件。在我国一体化的审理模式下，定罪量刑程序不分，使得整个法庭审理围绕定罪展开，量刑证据、量刑信息几乎成为整个定罪程序的附带程序，量刑成为法官“庭后决定”的事项。在我国“定罪附带量刑”审理模式的长期影响下，辩护律师往往缺乏量刑证据、信息收集的经验和动机，忽视量刑证据、信息的收集和调查的重要性，而量刑证据、信息的收集和调查却恰恰是死刑案件的决定性因素，是被告人应否被判处死刑的重要依据，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在美国，死刑案件初审辩护律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被告人的个人成长背景、生活经历、一贯表现等信息，作为减轻证据在量刑程序中向法庭出示。[9]正是基于一体化审判模式的缺陷，国际刑事法学界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呼吁大陆法系各国改革刑事审判制度。195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刑法学大会，曾就此问题作出过专门的决议，认为至少在重大犯罪案件中，审判程序应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独立的阶段。
（二）欠缺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特别保护机制
依据作为法治基础的比例性原则的要求，案件所涉及的法益愈重大，给予的保护亦愈完备。死刑案件涉及人权保障的最高价值，对程序公正的要求亦最高，司法投入也应相对增加。我国对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保障并不充分，主要体现为：1．审前阶段缺乏有效的律师帮助。审前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最危险的阶段，也是收集证据、准备辩护最关键的时刻，为了确保死刑案件获得有效辩护，应赋予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审前阶段获得国家出资的律师辩护。但我国法律只规定在审判阶段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才可获得指定律师辩护。2．缺乏律师有效辩护的费用保障。我国指定的律师为死刑被告人辩护承担的是法律援助义务，不仅没有代理费，而且办案费亦由律师个人承担。死刑有效辩护需要收集、调取和核实大量的证据，尤其是大量量刑信息的收集，甚至需要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论证和评估，这些活动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在美国，被指派承担死刑辩护的律师的一切调查费用，以及代理费都由美国律师协会承担。我国由于指定辩护的律师费用自行承担，这就无法从法律上要求指定律师实现有效辩护，律师自身也缺乏有效辩护的费用保障和利益驱动。
（三）缺乏死刑案件有效辩护的质量规范和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
我国目前缺乏对死刑有效辩护的专门规范，欠缺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致使如何辩护全由律师自我道德约束，无效辩护的投诉亦无从实现。在我国法治环境不健全、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缺失的背景下，律师往往把刑事辩护视为畏途，许多律师不愿意代理刑事案件，更不愿意代理死刑案件。在高额的代理费激励下，有的律师还敢于“冒险”辩护，而更多的律师则是在接受刑事案件代理后，只是常规性的会见、阅卷、出庭，根本不做任何证据的收集、调查与核实工作，甚至明知控方证据有疑，或知道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出于“明哲保身”的思想，也不会主动去收集、调查与核实。接受委托的律师起码还有来自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监督与制约，而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则全然没有任何外来约束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承担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律师往往只进行“形式”上的辩护，所谓的“辩护”只不过是会见被告人，有的甚至会见都“省了”，开庭前草草阅卷，法庭上象征性地发表几点辩护意见。即使这样做也不会给律师带来任何不利或惩戒，反而为其带来了免受错误追求的“利益”。如此的死刑“辩护”对面临被剥夺生命的被告人究竟有多大帮助，对保障死刑的正确实施究竟会带来多大效用？。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民航总局第185号令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已经2007年4月30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6月14日起施行。
局长：杨元元
二○○七年五月十四日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民航规章的制定程序，保证民航规章质量，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结合民航规章制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民航规章，是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的，或者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权限范围内联合制定的，以民航总局令的形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
民航总局、民航总局职能部门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制定并对外发布的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民航规章相抵触。
第三条 民航规章只能以民航总局的名义制定，民航总局的职能部门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制定规章。
第四条 制定民航规章，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 国家法制统一原则；
（二） 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原则；
（三） 职权和责任相一致原则；
（四） 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原则；
（五） 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
第五条 民航总局法制机构（以下简称法制机构）负责对规章制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承担规章起草计划汇总、审查监督等工作，负责与全国人大法制机构、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联系、协调及规章备案工作。
民航总局职能部门负责规章的立项申请、起草和组织起草工作。
民航总局空管局、民航地区管理局的法制工作部门负责在本单位的权限范围内研究执行民航法律、法规、规章的措施和办法，审查本部门依据民航法律、法规、规章起草的贯彻执行的具体制度、规定，提出立法建议。
第六条 民航规章应当结构严谨，内容完备，形式规范，条理清晰，用词准确，文字简洁。
第二章 立 项
第七条 民航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需要规定行政许可、资质、资格、行政性收费、行政处罚措施的，应当制定规章。
民航规章所规范的内容，相关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只能对其相关条款进行细化，或根据相关条款对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细则进行规定，不得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根据民航总局的职责范围，对涉及到的内容进行规定。
第八条 民航总局实行立法年度制度，每年的1月1日起至12月最后一日为一个立法年度，按照立法年度制定年度立法计划，确定需要制定、修订规章的项目。
第九条 民航总局职能部门认为需要制定、修订规章的，应当在新的立法年度开始前向法制机构提出立项申请。
报请立项时应当说明制定规章的必要性、可行性，制定规章的基本思路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拟确立的主要制度以及起草部门项目负责人、经办人、拟完成起草的时间等内容。
第十条 法制机构负责立项审查。
立项必要性不充分，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相抵触，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要求的，不予立项。
第十一条 法制机构对制定、修订规章的立项申请进行汇总、协调，制定下一年度立法计划，报民航总局领导批准后执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包括规章的名称、起草部门、项目负责人、拟完成时间等。
起草部门应当按照规章制定工作计划如期完成起草工作；不能如期完成起草工作的，应当向民航总局领导报告情况，说明原因。
第十二条 年度立法计划应当严格执行。法制机构负责对年度立法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促，通报计划执行情况。
第十三条 规章制定工作计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拟增加的计划外项目，经民航总局领导同意后可以列入当年规章制定工作计划。
第三章 起草
第十四条 规章由报请立项的部门起草。
规章内容复杂、涉及若干职能部门的，民航总局可以确定由其中一个部门或者由法制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
起草规章可以邀请有关专家或者组织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或者组织起草。起草规章所需经费，按照民航总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起草规章，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一）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规定其义务的同时，还应当规定其享有的权利以及保障权利实现的途径；
（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不得设定有行业保护、阻碍市场流通和其他妨害公平竞争等内容的条款；
（三）在赋予有关行政机关必要职权的同时，还应当规定其行使职权的条件、程序和应当承担的责任；所规定的管理措施、办事程序，应当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方便行政管理相对人；
（四）应当从本行业实际出发，内容具体、明确、详尽，具有可操作性。
第十六条 起草规章，应当根据情况进行立法调研，了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并可以通过书面和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意见。
第十七条 规章内容涉及一般性问题的，起草部门应当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管理相对人的意见；涉及重大法律问题或者特殊专业技术问题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方面专家或者其他专业人员的意见；起草的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举行听证会。
第十八条 起草的内容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职责或与其关系紧密的，或者涉及民航总局其他职能部门工作的，起草部门应当认真听取意见，主动协调；无法协调一致的，应当将有关意见与规章送审稿一同报送。
起草的规章涉及有关管理体制，职能调整等应当由民航总局决策的重大问题，起草部门应当先行报请民航总局决定。
第十九条 规章送审稿应当经起草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由起草部门负责人签署后报送法制机构进行审查。几个部门共同起草的规章送审稿，应当由起草部门负责人共同签署后报法制机构审查。
第二十条 报送规章送审稿时，起草部门应当提交下列文件和材料：
（一） 报送审查的报告；
（二） 规章送审稿正文及其电子文本；
（三） 规章送审稿说明及其电子文本；
（四） 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对规章送审稿的主要问题有不同意见，召开听证会的，应当附有听证会记录；
（五） 有关法律依据；
（六） 其他有关材料。
第二十一条 规章送审稿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拟规范事项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二） 起草规章的指导思想与宗旨；
（三） 规定的主要措施及其法律依据；
（四） 施行的可行性及预期效果；
（五） 对不同意见的处理情况；
（六）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二条 规章送审稿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一）制定的目的和依据；
（二）适用范围；
（三）主管机关或部门；
（四）管理原则；
（五）具体管理措施和办事程序；
（六）民航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七）法律责任；
（八）施行日期；
（九）其他需要规定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规章送审稿不符合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要求的，法制机构可以要求起草部门在15日内补充相关材料。
起草部门未按要求补充相关材料或者起草工作不符合本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要求的，法制机构可以将规章送审稿退回起草部门。
第四章 审查
第二十四条 规章送审稿由法制机构负责统一审查，审查内容包括：
（一）是否符合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原则；
（二）是否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
（三）是否正确处理了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对规章送审稿的不同意见；
（四）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五）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五条 法制机构可以书面征求有关部门对规章送审稿的意见，也可以根据需要将规章送审稿发送有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规章送审稿内容涉及重大问题的，法制机构可以召开由有关组织、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取意见，研究论证。
规章送审稿内容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存在重大意见分歧，起草部门在起草过程中未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也未举行听证会的，经民航总局批准，法制机构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也可以举行听证会。
审查规章所需经费，按照民航总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法制机构在审查过程中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各种不同意见。
有关单位或者部门对规章送审稿涉及的主要措施、管理体制、权限分工等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法制机构应当进行协调，力求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制机构应当报请民航总局决定。
第二十七条 规章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制机构可以予以缓办或退回起草部门：
（一）不符合起草规章的基本原则的；
（二）制定规章的条件尚不成熟的；
（三）设定的主要制度缺少实践基础，需要重新调查研究的；
（四）规章内容涉及有关部门，起草部门未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商的；
（五）有关部门对送审稿的内容有较大争议且理由较为充分的；
（六）送审稿所附材料不齐全的；
（七）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的；
（八）其他不宜报送民航总局局务会议（以下简称局务会）审议的情况。
被缓办或退回的规章送审稿经起草部门修改、符合报审条件的，可按规定程序重新报送法制机构审查。
第二十八条 法制机构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规章送审稿进行修改，会同起草部门根据审查意见形成规章草案及其说明。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规章拟解决的问题、确定的主要措施以及与有关部门协调的情况等。
规章草案和说明由法制机构负责人签署，会签相关职能部门后，提请局务会审议。
第五章 决定、公布和备案
第二十九条 规章应当由局务会审议决定。
审议规章草案时，法制机构负责人就审查情况进行说明，起草部门负责人对规章草案作起草说明。
第三十条 规章草案经局务会审议后，起草部门根据审议中提出的修改意见会同法制机构对草案进行修改，形成草案修改稿，报请民航总局行政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对审议中存在重大分歧意见未予通过的草案，由起草部门根据局务会要求，会同法制机构、有关职能部门和有分歧意见的部门再次协调、讨论，提出修改稿，提交局务会再次审议。
第三十一条 民航总局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规章应当在草案经局务会通过并由民航总局行政首长签发后送联合发布的部门签发。
由国务院其他部门主办并与民航总局联合发布的规章应当在经过法制机构的审查后，由民航总局行政首长及联合制定部门的行政首长共同署名公布，使用主办机关的命令序号。
第三十二条 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三条 规章签署后，应当在民航总局网站（www.caac.gov.cn）、《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公告》或《中国民航报》上公布或以其他方便公众周知的途径及时公布。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公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三十四条 规章公布后30日内，由法制机构按照《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国务院法制机构办理规章备案手续。
第六章 解释、评估、修改与废止
第三十五条 规章解释权属于民航总局，民航总局职能部门、民航地区管理局无权对规章进行解释。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民航总局解释：
（一）规章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规章依据的。
民航地区管理局可以向民航总局提出规章解释申请；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需要对民航规章作出解释的，可以向民航总局提出规章解释建议。
规章解释可以由规章的原起草部门起草，也可以由法制机构起草。规章解释起草完毕后应当连同起草说明一并报法制机构参照规章送审稿审查程序提出意见，报请民航总局批准后公布。
规章解释同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六条 在民航行业内或者社会公众反映强烈的规章，公布施行后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将本辖区内实施规章的情况报告民航总局。
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一）规章颁布后学习、宣传情况；
（二）规章实施中取得的效果；
（三）为实施规章而制定的配套文件或采取的主要措施；
（四）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民航地区管理局报告规章实施过程中存在比较突出问题的，民航总局可以组织进行立法评估。
第三十七条 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修改：
（一）基于政策或实际的需要，有必要增减内容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正或者废止而应作相应修改的；
（三）规定的主管机关或者执行机关发生变更的；
（四）同一事项在二个以上规章中有规定并且规定不相一致的；
（五）其他需要修改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废止：
（一）规定的事项已执行完毕，或者因情势变迁，无继续施行必要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废止或者修改，失去立法依据的；
（三）同一事项已被新规章规定，并发布施行的；
（四）规章规定的施行期限届满的。
第三十九条 规章的修改、废止，可以由规章的起草部门提出，也可以由法制机构提出。起草部门与法制机构协商并将协商意见上报后，参照规章制定的有关规定办理。
规章修改后，应当及时发布新的规章文本。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民航总局代国务院草拟法律、行政法规建议稿的程序，参照本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组织起草、协调工作由法制机构负责。
第四十一条 民航规章汇编可以由法制机构在对现行民航规章清理的基础上编辑出版。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1990制定、1995年修订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45号）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