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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要旨】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民事合同；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资金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案情】

　　重庆市涪陵区博爱医院是一家营利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陈贵兰，实际负责人为被告人薛友海（与陈贵兰系夫妻关系）。该单位于2007年5月30日、2009年3月4日被重庆市涪陵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别确定为涪陵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涪陵区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并分别于2008年4月3日、2009年3月16日与重庆市涪陵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了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期间，被告单位重庆市涪陵区博爱医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医保合同过程中，该院负责人薛友海授意该院市场部负责人马江华，以给乡村医生和敬老院长一定介绍费等办法，将“五保户”、“低保户”引诱入院，并授意该院内外科医生对病人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民政救助资金共计人民币161704.79元。

　　【审判】

　　经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重庆市涪陵博爱医院、被告人薛友海、马江华犯罪的罪名成立。被告单位重庆市涪陵博爱医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医保合同过程中，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资金和民政救助资金数额达161704.79元，系单位犯罪，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薛友海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马江华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薛友海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已经查证属实，是立功，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薛友海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单位按被告人薛友海的安排将骗取的资金主要用于了对五保户、低保户的救治，其主观恶性不大的辩护意见，经查，博爱医院采取不交或只缴小部份费用的方法引诱医保人员入院是为骗取医保资金和民政救助资金，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是诈骗的一种方式，故其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辩称的被告人薛友海有立功情节，认罪态度好，且赃款已全部退回，可以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人马江华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马江华是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实施了犯罪本人并未获利，以及被告人马江华应按从犯的规定处理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马江华按“业绩”提成是一种获利，且因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中是按照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判处刑罚，实际上已是一种责任的划分,本案不区分主从，对被告人马江华的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辩称的被告人马江华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用轻于被告人薛友海，且认罪态度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涪陵博爱医院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被告人薛友海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马江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二、没收被告单位博爱医院犯罪所获赃款，并上缴国库。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定点医疗机构骗取医保资金到底该当何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单位不构成犯罪，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诈骗罪。理由是由于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并未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诈骗罪的主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单位不构成本罪。在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对个人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单位和个人均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单位和个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民事合同；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资金数额较大的，是单位犯罪，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为单位谋取利益的单位犯罪行为。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定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故意实施的，或不履行单位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而由法律规定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单位犯罪具有以下特征：（1）单位犯罪的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是单位犯罪的主体特征；（2）单位犯罪必须是在单位主体的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在主观上出于故意或过失，并具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心态；（3）单位犯罪必须由刑法分则或分则性条文明确规定。如果刑法分则没有对某种具体犯罪设立单位犯罪条款，即使行为符合单位犯罪的条件，也不能按单位犯罪处理。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某些犯罪刑法并未规定为单位犯罪，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因为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决策机构集体研究或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这些犯罪的现象，例如单位实施诈骗罪、盗窃罪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刑法未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这些犯罪，当然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是否可以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呢？对此，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否定说认为，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为前提的。既然单位不构成犯罪，上述人员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肯定说则认为，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但这并不妨害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主张否定说，这里主要涉及单位与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单位，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于单位的刑事责任具有某种依附性。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个人犯罪论处，这是缺乏法理根据。对此，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作出规定：“根据刑法第30条和第193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以单位名义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中还指出“我们认为，对单位盗窃不能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而我国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有关条文中，均没有单位犯罪的。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此外，从实践中来看，单位盗窃的对象主要涉及到电力、天然气等，具有一定的行业性，与普通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差别较大，单位盗窃的数额往往很大，如果按照自然人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量刑又很重；这就与单位盗窃个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产生量刑失衡的问题。综合上述理由，对于实施盗窃的单位，不能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与之相反，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从法理上来说，笔者赞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对此，通过立法机关修订刑法分则作出统一规定是一种较为妥当的办法。

　　其次，本案不构成保险诈骗罪。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构成保险诈骗罪。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而不是商业保险，医疗机构虽然是“虚开医药费，还假借他人之名编造虚假病历，诈骗医疗保险金”，但医疗机构既不是医疗保险合同上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也不是投保人，所以医疗机构不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单独犯。

　　第三，本案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其一，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民事合同。医保资金管理机构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仅被授权对医保统筹基金进行筹集和管理，不包括对定点医院的行政管理权。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医疗机构定点资格的审定和管理，行使对其服务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处罚等行政管理权。医保资金管理机构只是就医疗服务相关内容、医疗费用的支付与结算等内容与定点医院签订协议。定点医院取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许可后，依协议对参保者进行医疗，医保资金管理机构按时足额与定点医院结算医疗费用，医保资金管理机构只是一个具体的办事部门，就单纯的医保统筹基金进行管理和支付，对定点医院的这种管理是一种纯事务性管理，不带有行政管理的性质，双方是种平等的交易关系，不存在一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有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这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属民事合同范畴。其二，在主体上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三，在犯罪客体上，定点医院骗取医保基金，既损害了参保人的财产所有权，同时又扰乱了正常的医疗保险工作秩序，医疗保险工作秩序显然是属于市场秩序的范畴。其四，在客观方面，定点医疗机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广大参保人员及其单位所缴纳的交由医保资金管理机构进行保管和代行支付的医疗保险金，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由此可见，定点医院非法占有医保基金应构成合同诈骗罪。定点医院为非法占有医保基金，利用与医保处签订的协议，采用非法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数额巨大，严重损害了参保人的财产所有权，扰乱了正常的医疗保险工作秩序，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受刑罚处罚。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饭店行业收费惯例的合法性分析

作者 王荣 单位：桂林明辩律师事务所 邮件：wr666@chinaacc.com


在饭店行业有一项众所周知的收费惯例：即次日12时以后18时以前退房的，加收半天的房费，次日18时以后退房的，加收一天的房费。近年来，对饭店行业这一收费惯例提出质疑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是饭店业的霸王条款，应当废除这一惯例。主张废除饭店行业这一收费惯例的主要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一惯例违反了《民法通则》有关期间的规定，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期间按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其中所谓的“日”也就是“天”，一天应该等于24个小时。而饭店行业住宿收费正好是以“天”为单位的。所以，在饭店住宿一天应该是24个小时。可是，按照饭店行业的收费惯例，旅客住宿不到一天有可能需要交纳一天甚至两天的房费。比如：旅客当日23：30时入住，到次日18：30退房，总共住宿只有19个小时，却要交纳两天（相当于48个小时）的房费。这对消费者明显不公平，不符合等价有偿的原则。
第二，这一惯例实际上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权利义务不平等、加重旅客义务的格式条款，依法应属无效。
根据我国的《合同法》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很显然，住宿不到一天却收取一天甚至两天的房费，明显加重旅客责任，属于不平等的格式条款，即通常所称的“霸王条款”。
第三，这一惯例还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犯。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否则该内容无效。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赋予了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以及获得价格合理、计量准确的公平交易条件的权利。而按饭店行业的这一收费惯例，消费者住宿不到一天却收取一天甚至两天的房费，显然属于价格不合理、计量错误，损害了消费者的权利。

面对如此充分的法律依据，饭店行业的这一收费惯例似乎真的是一条侵害消费者权利的霸王条款。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在不了解饭店行业特殊性的情况下错误地适用法律得出的结论。实际上，饭店行业的收费惯例符合其行业的特殊性，不仅有其法律依据，而且也不违反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原则。

第一，《民法通则》有关的期间的规定不适用于饭店行业住宿收费制度。
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日”是法律上期间的计算方式之一。一日就是一天，即应该是24小时。笔者姑且不区分“天”和“日”在实践中使用的差别，同意所谓的“天”与“日”为同一含义。但是，法律上所谓的“日（或者天）”的起算时间是从每天的零点到二十四点。这样的24小时才是法律上所说的“一日（或者一天）”。但是，饭店住宿业的特殊性决定其收费所使用的“天”不可能是从每天的零点到二十四点，否则，客人岂不是只能住到当天的二十四点，次日的住宿则应计算为第二天的房，恐怕没有人能接受这样的计费方式。由于法律上的“天”并不是从一天的任何时间点开始计算的，所以，也没有理由要求饭店从任意一个时间点（即客人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所谓的“天”。
另外，如果按照《民法通则》规定的“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执行，那么客人入住的当天则不应该计算在住宿期间中，这样，只要客人住到当天的24点前退房，则可以不支付当天的住宿费了。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
由此可见，法律上所说的“日（天）”与饭店住宿中的“天”并是同一概念。所以，民法中有关期间的规定并不适用于饭店业。

第二，饭店住宿的特殊性在于为客人提供“过夜”服务，同时“过夜”也是客人住宿饭店的主要目的，所以，饭店住宿收费实际上是以“夜”为单位。
客人住宿饭店最本目的是为了在饭店过夜，饭店正是为了满足客人过夜的目的而提供服务。对于住宿饭店的客人来说，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时间是在夜晚。只要饭店提供了过夜的服务，即完成了其主要义务，客人也就达到了其主要目的，实现了其支付一天房费的价值。
国务院在《关于计算外宾住宿天数的规定》(国发[1978]224号)中明规定：外宾住进饭店，不论白天、晚间，过夜算一天。如果离开房间的当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前离开房间的，按半天计算，超过下午6点以后离开房间的按整天计算。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2002年制定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规定：饭店客房收费以“间/夜”为计算单位(钟点房除外)。按客人住一个“间/夜”计收一天房费；次日12时以后、18时以前办理退房手续者，饭店可以加收半天房费；次日18时以后办理退房手续者，饭店可以加收一天房费。可见，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到饭店行业协会均认可了饭店业的收费惯例。
《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虽然国务院的规定发布的《关于计算外宾住宿天数的规定》是针对外宾住宿饭店所做的政策性规定，但是在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参照这一规定执行。

第三，饭店行业的这一收费惯例符合饭店行业的特殊性，有利于促进饭店业提高生产效率，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属于不平等的格式条款。
了解饭店行业特性的人都知道，饭店住宿客人入住和预订的高峰期主要在每天12点到18点之间，也就是说这一时间段是决定饭店入住率和营业收入的主要时间段。经营饭店需要大量的投入，对于有一定档次和规模的饭店，即使只有一位客人，饭店也会保证提供热水、空调、餐饮以及配套的服务，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既然有投入，当然有权追求相应的回报。饭店作为企业，是以追究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所以，饭店就会在每天的12点到18点之间尽可能腾出更多的房间以供预订或出租。如果客人在这一时段占据房间，饭店势必会拒绝出租给其他客人，那么再等该客人退房后，可能已经错过出租的最佳时间，导致饭店将无法将该房间出租。而一间未能出租的房间对于饭店来说，意味着饭店损失了相当于一间房费的利润。饭店的房间不同于其他有形商品，今天买不出去，明天还可以买。而在饭店行业，今天只能买今天的房，明天只能卖明天的房。今天没有卖出去的房所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这就是饭店行业的特殊性所在。因此，饭店在为客人完成了提供过夜服务后，对次日不续住却在12点后占据房间的旅客加收适当的房费是公平合理的。

第四，饭店行业这一收费惯例的合理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际上，饭店提供给客人住宿时间实际上完全是足够和合理的，客人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其能住宿的最长时间。按照饭店行业的惯例，在饭店住房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客人是在凌晨六点以后入住，那么客人交纳一天的房费最长可以住宿到次日中午12点前，即住宿时间可长达30小时；当然，如果在当日凌晨六点以前入住，交纳一天的房费最长可能住宿了当日12点，即住宿时间最长可能只有6小时。饭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饭店不可能按照客人入住的时间点开始计算一天。但是，客人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入住时间而达到充分利用住宿时间，因此客人不能因自己的原因迟延入住，将责任推卸给饭店。
（二）、虽然客人没有住宿满24小时，但是客人之所以能在其到达时入住饭店，是因为饭店在客人到达当天已经为其保留了房间，这对于饭店来说与客人是否实际入住是没有区别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支付一天的房费获取饭店为其保留的房间也是其应当给付的代价。这正好体现了公平合理和等价有偿的原则。
（三）、饭店所收取的一天住宿费用实际上已经考虑了收费惯例的存在。饭店收取客人一天房费，不仅已经充分考虑到以12点作为结算住宿费的特点，而且绝大多数饭店都可以灵活掌握这一收费惯例。在住房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客人可以事先与饭店协商收费价格，或者要求完全适当延长1至2小时。
（四）、这一惯例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也是广大社会公众众所周知的惯例，而且绝大部分的饭店会在客人登记入住时通过店堂告示、房卡或者工作人员提示等方式告知客人。也就是说客人是在知道饭店的这一收费惯例的情况下入住的，并没有侵犯客人的知情权。

综上所述，饭店行业的收费惯例，既满足了旅客在饭店过夜需求，也照顾了饭店业的特殊性，体现了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原则，有利于饭店业提高生产效率，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我们不能片面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否认这一收费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