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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的司法独立到现实中的李慧娟事件

姬晓红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100088

一、李慧娟事件基本情况简介
李慧娟事件的起因是一宗种子纠纷的“小”官司，该案于2003年1月25日开庭审理，李慧娟是此案的审判长。
　　2001年5月22日，汝阳县种子公司（简称汝阳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简称伊川公司）代为繁殖玉米杂交种子，并约定由汝阳公司全部收购，但伊川公司却未按合同的约定将繁殖后的种子卖给汝阳公司，而是以高价卖给了其他公司。双方对此基本事实都没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追究伊川公司违约责任时其赔偿的数额到底应该依据市场确定价还是按政府指导价来计算。汝阳公司主张按双方合同约定价格来赔偿，即接收种子的价格为基地收购价加代繁费，大约为七十万元。而伊川公司主张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河南种子条例》）三十六条的规定为依据，即“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内统一价格，不得随意提价”。这样算出的即使伊川公司履行合同，汝阳公司的可得利益最多也就是2.5万元。（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采纳了汝阳公司的观点。参照当年该玉米种子在两地的批发价格，在扣除成本及代繁费后，确定为计算汝阳公司预期可得利益的单位价格，据此判伊川公司赔偿汝阳公司经济损失597001元。判决后双方均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但就在这起普通的民事纠纷尚未经终审审理完毕之时，该判决书中的一句话却已使该案的审判长李慧娟惹祸上身。这句话是这样的，“《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2003年10月13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24次主任会议认为，洛阳中院的行为“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的行为”。此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分别向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上述通报，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做出认真严肃的处理，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纠正洛阳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通报洛阳市有关单位”。
根据省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处理要求，洛阳中院党组于2003年11月7日作出书面决定，分别撤销了李慧娟审判长的职务，并免去了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资格。同月13日，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卓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证实，对李慧娟的处分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尚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
二、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包含着司法独立内容
李慧娟事件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法理专家、行政法专家、民法专家等许多大牌人物分别登台亮相，各抒己见。本人在此并非不自量力的想表达那些深奥的理论，仅是想从邓小平同志当年所主张的司法独立说起，简单的谈一谈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在司法独立道路上遇到的新的问题和挑战。
司法独立是从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以来被不同国家所普遍接受的重要的法治的原则，其基本含义在于，国家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只服从法律，而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指挥和干扰。建国后，这项原则虽然明文载入1954年宪法：“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也曾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司法独立与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关系等问题未能真正解决，所以，这项原则也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些党的组织，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等干扰司法工作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司法机关本身的形象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
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维护国家的尊严与权威，贯彻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都同坚持司法独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没有司法独立的保障作用，法律就不会具有应有的尊严与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会变成一句痴人说梦般的空话。基于此，他在多次讲话中，都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人干扰司法机关的工作，支持司法独立。比如，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严肃地指出：“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又如，1986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在谈到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时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委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在这些讲话中，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党组织也不应干预司法工作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坚决彻底地执行司法独立原则，以及邓小平关于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的思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恒久的历史意义。
三、从李慧娟事件思考我国的司法独立
综上所述，小平同志坚持司法独立的旗帜是非常鲜明的。然而当前要解决司法独立，其现实的复杂性可能和小平同志当年提出司法独立这一观点时的历史背景复杂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时代进步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因此对司法独立的要求也就更上一层楼了。因此今天提倡的司法独立和小平同志当年所提出的司法独立虽然基本思想相同，但是却需要新的法律制度予以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慧娟事件的出现虽然有它的偶然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又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一事件催促着我国的司法改革要进一步的加快步伐。因为它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上一级人大是否有权要求法院和下级人大就某一个具体的判决处分法官？法官没有违宪审查的权力能够真正的实现司法独立呢？
一般而言，司法独立既要实现外部独立同时也应该包括实现内部独立。（1）外部独立即法院独立，包括形式独立和实质独立。法院的形式独立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它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政党、社会组织、个人，独立于社会；法院的实质独立，是指法院可以自由地作出裁判，而不受任何外在的先决条件的影响。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法治的标志。（2）内部独立即法官独立，是指法官能够独立地依法审案，不受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法院内部的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
要做到司法的外部独立，主要是正确理解法院同党委的关系、法院同人大的关系、法院同政府的关系以及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具体到本案，我主要讨论一下法院和人大的关系。首先，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清楚的知道，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它对国家的司法机关具有监督作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都要由人大选举产生。但是从分权制衡角度而言，任何一个机关都应该受到监督制约，作为立法机关即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不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是我国至今并没有有关人大权力制约的相关立法，这不可不说这是立法中的一个漏洞。其次，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到底是什么样的监督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应当明确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关于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应仅限于在严格遵守宪法和正确适用法律为其监督的宗旨和出发点的范围内。其二，国家权力机关实行司法监督，应当是运用其法律监督机关，即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而不应该直接对其发布命令。其三，人大的监督主要应是事后的、一般的监督，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不应当对某个具体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法院照办。如果做不到此三点，那么就可能导致权力机关对司法独立的干涉。
在对待司法独立是否要做到内部独立的问题上，《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９８年会综述》的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法官独立这种提法，其依据是法官独立没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过多强调法官独立反而会助长法官专断、加剧司法腐败。但本文认为要做到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不实现法官的独立，法官就不会毫无顾虑的秉公执法，就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虽然由于现实的很多原因实现法官的独立会在短期内产生一系列的消极问题，但决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而要实现法官的独立，违宪审查制度势在必行，这也是这一事件对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所提出的另一个课题。违宪审查又称司法审查是西方国家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和裁决立法和行政是否违宪的一种基本制度。这种制度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实行于美国，战后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目前在世界上主要有三种违宪审查的模式，即立法机关模式、专门机关模式和普通法院的模式。至于我们国家采取哪一种模式是一个需要详加分析和论证的另外一个问题，在此本人只是强调将违宪审查制度迅速提上立法日程。因为在我们司法领域，经常令法官棘手的是在审案过程时，法官不仅对地方人大所制定的法规适用中没有审查的权限，而且它也很难从人大以外的其他机构得到一个正式的说法，所以导致法官为了给自己减少麻烦会很自然的使用地方法规，最终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不公现象的出现，而法官也由国家的法官沦为地方的法官。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国税局关于印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异常预警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沪国税征[2007]5号


各区县税务局，市财税三、七分局：
　　为了充分利用征管系统和防伪税控系统现有信息，强化增值税管理，市局制定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异常预警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或建议请及时向市局反映。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二ＯＯ七年二月十二日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异常预警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增值税的日常征收管理，确保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异常预警管理措施的落实，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异常预警管理，是指税务机关运用征管信息，着重选择地区、行业、税负、用票量等指标，形成相互匹配对比指标，找出异常纳税人，按异常涉税金额大小，由市局、分局、管理所实施三级管理。
　　第三条 各主管税务机关具体负责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异常预警管理工作。
　　第四条 增值税纳税异常预警管理纳入计算机管理系统，综合征管软件（上海）中的功能菜单为“税管员平台”下的“监控管理平台”；老征管软件的功能菜单为“征收监控”下的“增值税监控”。
　　第五条 各主管税务机关应在每月11日（纳税申报期结束后的第1天）进行预警管理。主要工作是：
　　（一）及时维护市局下发的税负率、异常涉税金额标准等参数指标；
　　（二）查阅出现预警的纳税人名单和红灯报警的内容；
　　（三）组织对预警纳税人纳税的评估、核查工作；
　　（四）对异常涉税金额200万元（市局视具体情况适时进行调整）以上的，将有关协查和核实处理结果返还市局。
　　第六条 市局（流转税处、征管处和稽查处等相关处室）应在每月底前进行预警监督。主要工作是：
　　（一）对分局上报案件（异常涉税金额达200万元以上的）有关情况和处理结果进行监督和分析（上报案件放置在市局FTP通讯服务器“/PUBLIC2005/增值税纳税异常预警管理/案件上报”目录中）；
　　（二）定期选择容易产生涉税问题的行业，明确税负率参数标准，通过网络下发（参数标准放置在市局FTP通讯服务器“/PUBLIC2005/增值税纳税异常预警管理/参数标准”目录中）；
　　（三）定期下发异常涉税金额标准。
　　第七条 增值税纳税异常预警管理中主要指标及分析说明：
　　（一）税负
　　1．增值税整体税负率[（应纳税额-各种优惠返还数）/计税收入]，该指标越低，风险越大。
　　2．“四小票”抵扣率（四小票进项抵扣额/纳税人全部进项税额），该指标越高，风险越大。汇总抵扣率目前掌握在15%，为了便于检查，现对“四小票”分别海关完税凭证、废旧物资、货运和农产品计算四个扣除率，以便抓住重点核实（在15%的前提下，分项比重拟在50%以上的作为重点）。
　　3．专用发票进销差异额（开具的专用发票销项税额-抵扣的专用发票进项税额），该指标奇高、奇小，甚至倒挂，均是高风险，存在洗票（“四小票”换开增值税专票）隐患。目前，按照税务总局要求，掌握在大于240万或等于0，连续一个季度增值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均要核实（本市将适时调整标准以不断提高监督范围）。
　　4．专用发票存根联非正常滞留额。该指标是主动放弃进项抵扣的数额（为了发现隐匿销售收入而放弃进项的犯罪）。对连续3个月滞留金额较大（销售额100万以上），特别是商贸企业，均要核实。
　　（二）发票申报综合比对指标
　　发票申报综合比对指标是利用各种发票领购量和取得抵扣的发票量与申报进行逻辑匹配计算得出指标。主要有：
　　1．异常涉税金额（实际申报税额-测算应纳税额）。
　　实际申报税额为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合计数。
　　测算应纳税额为下面指标的最小数值：
　　当期开具发票使用量×市局下发行业税负率
　　当期取得抵扣发票量×市局下发行业反算税负率（购入额×平均增值额×适用税率）
　　2．发票囤积和收购发票囤积量。
　　发票囤积和收购发票囤积是发票出售系统反映的各种发票购入量减去申报已使用量后的结余量，结余量超过月平均使用量（应进行预警并核实）。
　　（三）零税申报次数
　　零税申报包括未申报、已申报但实际应纳税额为零、零税申报还在购入发票发票，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八条 增值税纳税异常预警管理异常指标的表示方法。纳税人纳税申报后，通过增值税监控，可以查阅增值税预警情况表，分别列示：纳税人名称、税务登记号、税负率、异常涉税金额和零税申报次数等指标，各项指标用红、绿灯表示。
　　出现以下情况将显示红灯：
　　（一）纳税人增值税整体税负率小于市局下发标准指标。
　　（二）异常涉税金额大于50万（可以按月设定）。
　　（三）发票结存量×最高可开销售额×市局下发行业税负率—[当期开具发票使用量×企业连续数月平均税负率（连续数月下降的税负率）]〉0（发票囤积，防止走逃）
　　（四）结存收购凭证×最高可开销售额×抵扣率—当期开具收购凭证抵扣额（连续数月平均数）〉0
　　上述异常信息核查后，对异常税额大于200万（可设定），需要填报核查结果，才能由红灯转变为绿灯。
　　第九条 出现异常预警的审核要求。预警出现异常，必须核实内容和要求：
　　（一）货币资金匹配的支付情况，其中：关税、代征增值税必须有银行付款凭证和对账单等；
　　（二）存货增减的匹配情况；
　　（三）货运发票真实性，开票方纳税人是否具有资格，是否偷漏营业税，是否对增值税抵扣影响；
　　（四）废旧物资发票的真实性，开票方纳税人是否具有资格；
　　（五）对用票量与实际申报量不相符出现预警的，临时增加发票供应限量，及时恢复正常供应限量；
　　（六）核实正确的，必须按户登记和签报，转稽核部门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从2007年3月1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