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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张国荣之死的法律思考》

作者：马雷

毕业于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比较法，欧洲私法，欧洲家庭法

联系方式：LEIMA2008@hotmail.com

据新浪网讯，2008年9月12日为张国荣52岁冥寿，世界各地的歌迷为“哥哥”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包括张学友在内的许多明星参与了在香港奥体中心举办的“继续宠爱音乐会”，情深之时全场恸哭，以缅怀这位在音乐和影视方面颇有建树的巨星[1]。

时间若白驹过隙，自张国荣于2003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跳楼自尽之后，关于他一生传奇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关于他的死因目前尚无定论，但复旦大学心理医学科季建林和张凤铸通过综合分析认为，张国荣患抑郁症导致厌世自杀最有可能，因为其自传和自杀现场发现的一封写着“深感情绪困扰”的遗书证明了这一点[2]。

但若我们深究“情绪困扰”之根源，亦不难联想起他与同性恋人唐唐十余年的感情纠葛，从早期向外界隐瞒他们的关系并双双移民加拿大，到1997年后迫于外界和媒体公开关系，前后二十年时间里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回想“张国荣事件”发生的2003年4月，小报趋之若鹜借此话题纷纷炒作，当许多人仅仅以“好奇”或者“窥探”的心理去探究这位一代巨星的感情是非时，与事件同日的４月１号生效的阿根廷公民联姻法首次承认了同性结合的正当性，韩国人权委员会于４月７日提出了一项旨在保护同性恋者合法权益的决议，美国高等法院听证同性恋性行为诉讼案已进行了两周有余，而在北欧尼德兰，允许同性结婚的法案已颁布了数年之久。试想，假如中国两岸三地有类似的立法，张国荣还会选择死亡吗？答案虽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要承受的压力会大大减少，感情状态也会更加稳定，灾难也许就可以避免。

虽然该事件仅仅逝去5年时间，全球许多国家在同性恋保护和同性伴侣关系认可方面已取得了诸多进展。如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8个，他们分别为荷兰、比利时、加拿大、西班牙、南非、挪威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虽然同性婚姻法案在这些国家或单行立法或与异性恋婚姻统一立法形式不一，且各国相关法案赋予同性伴侣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完全等同，但它们在法律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上是一致的，比如：达到法定年龄的同性伴侣可选择自由结婚；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同等适用一夫一妻和禁止重婚制度；同性或异性伴侣同等适用互尽尊重、帮助及协养责任之原则；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在税收、财产、收养和继承等方面权利和义务基本等同。

除了同性婚姻之外，念于传统反对派的压力，各国政府纷纷寻求中间路线，试图创建一种新的法律制度以平衡各方的呼声。1989年丹麦通过颁布“6月7日法案”首创了“注册伙伴关系”形式，虽然经由行政注册的同性伴侣并非传统婚姻意义上的夫妇，但他们享受和普通异性婚姻基本等同的权利。这一中立性的法律独创技术迅速传播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注册伙伴关系在各国法律中名称不同，但在性质和形式上是大致相同的。

可惜的是，在这样一场全球同性恋解放和造法运动中，中国不仅落后于走在家庭法顶端的北欧前锋国家，而且已被诸多东欧和南美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记得在2001年婚姻法修订的时候，著名学者李银河就曾指出，未给予同性恋者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修订的不足之处。但碍于国人对该问题重视不够，加上政府多年来在文化上的封锁，使得李女士“孤掌难鸣”，她的提议最终没有得到采纳。但是，法无明文规定的问题不一定就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据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的同性恋者的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这可能大致等同于某一偏远省份的人数总和，甚至是某一小国总人口的数倍，假如这样的问题是小问题，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才能称之为大问题呢？

有人会说，3000万人的问题在中国只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法是具有社会服务性的法律法规的总称，法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存在的。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虽然关于“法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各种学说流派也如苍穹中之群星，以其智慧的光芒相互辉映，但是到现在也尚无定论。在近代国家的立法实践中，大都会打出“正义”、“公平”、“理性”的自然法旗帜，因此按此种指导思想颁布的法律无疑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卢梭就曾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指出，法律的本性在于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的结合。所谓的“意志的普遍性”即“公意”，超越于众意、党派意志和个别意志之上的公意。这种“公意”与人治是针锋相对的。“对象的普遍性”是指法律只考察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采取同一态度。卢梭的观念虽推动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但也恰恰是大革命的检验，使其显示出了负面和消极性。归根到底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理想国在现实中缺少土壤。众口难调，法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少数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划分“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人数上的众寡，二是隐性标准——影响力。前者无需赘言，后者的含义在于，虽然有些问题的涉及面仅仅是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少数人，但由于该问题的影响力较大，体现出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或者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现代社会也往往都加以立法。因此，仅仅从人数上去考察一个问题是否有立法之必要，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多数人”问题与“少数人”问题之间有可能进行转化，用静态的眼光去规制动态的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有的学者曾断然指出，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水平与文明程度高低的最好方法，是将该国的“弱者”的生存现状及其权利立法进行跨国间的横向比较，这种说法虽有些绝对，但也不乏可取之处。

目前中国政府尽倾国之力建设和谐社会，但和谐不应为牺牲少部分利益而成全大多数人的和谐，而应该是一种平衡各种力量并使社会弱者有所仗依的全面的和谐，况且尊重和保护人权原本就是世界潮流，身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谁都无法逆潮流而动，对同性伴侣予以法律上的认同不仅可以满足中国3000万同性恋群体长久以来的诉求，更是一个窗口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在弱者和人权保护上的进步。

争论虽不会停止，但张国荣的生命却从此逝去了。不为许多人所知的是，他生前曾数次为香港的同性恋民间组织打气，为其争取正当的权利而奔走呼号。从这一点上看，他不仅是一名忠于自我的巨星，而且称得上是一名勇士。一个时代从此离去，但它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仅应在争论中有所得，而且应该在争论之后有所为。

参考文献：

1、新浪娱乐：《张国荣52岁冥寿活动多，陈淑芬宝福山祈》， http://ent.sina.com.cn/s/h/f/zgr.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9月23日星期二17：59
2、季建林、张凤铸：《张国荣•自杀•抑郁症》，《家庭医药》，2003年05期
　　【内容摘要】司法实践中对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组织”行为认定存在一定的分歧,该行为应当是犯罪集团或团伙为了实现牟利及其它特定目的,有分工有协作地领导、策划、指挥以及帮助他人非法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或者是帮助“蛇头”拉拢、引诱、介绍偷越者的行为,对于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般帮助行为,不宜归入此列。


　　一、基本案情

　　2010年8月26日,被告人陆某打电话给被告人阮某(越南人),叫其找一些越南人来中国务工。次日上午,阮某从越南境内带着16名无合法入境证件的越南籍民工经由某市中越边界的便道进入中国境内,随后由陆某带领前往该市区某工地,途中被公安人员当场查获。

　　二、分歧及争议焦点

　　(一)第一种意见

　　陆某、阮某二人的行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本案中,被告人陆某和阮某相互通谋,以介绍工作为由,经过多方动员和广泛宣传,拉拢、引诱、介绍多名越南人,并领导、策划、指挥这些越南人在无合法入境证件、未经边境检查的情况下从便道偷越我国边境进入我国境内,从中获取所谓的“中介费”。非法入境的越南人不仅非法占用我国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没有经过我国有关政府部门的登记,相关部门无法对其进行管理,必将为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陆某、阮某二人的行为违反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妨害了国(边)境管理秩序,具有巨大的社会危险性,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二)第二种意见

　　陆某、阮某的行为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首先,陆某、阮某的行为只是介绍务工,从中获取中介费,而非帮助他人偷渡牟利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其次,越南边民入境务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被告人的行为只是违反国(边)境管理制度的一般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再次,本罪的主要目的是打击“蛇头”即组织者,如果对本案中的两被告人入罪,则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样的刑期对于他们轻微的社会危害性而言无疑是过重的,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不应以犯罪论处。

　　(三)争议焦点

　　经过对两种不同意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本案中两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以及两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应受刑法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是认定本案是否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关键。

　　三、评析意见

　　(一)对“组织”行为的学理解释

　　法学理论界对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概念,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对主要分歧就是对“组织”一词的理解。第一种观点用“非法组织”解释“组织”一词,不但犯了同义反复定义的逻辑错误,对司法实务中的判断也没有任何帮助。第二种观点采用列举法对“组织”一词进行说明,即鼓动、策划、拉拢、联络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为偷越国(边)境制定计划,确定偷渡地点、人员、方式的行为。此解释虽然对实务判断具有实际意义,但由于列举法本身的局限,不能穷尽所有“组织”行为,不能将“组织”一词的内涵全面揭示出来,从而有失片面。第三种观点采用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定义方法对“组织”一词进行了解释,即采取鼓动、策划、拉拢、联络他人等方式偷越国(边)境或者为偷越国(边)境制定计划,确定偷越时间、地点、人员、方式等的行为。这一解释弥补了第二种观点的不足,清楚、完整地揭示了“组织”一词的内涵,相对准确、合理。

　　(二)司法实践中对“组织”行为认定的分歧

　　学理上对“组织”行为的解释并不难理解,但在实践中要判断一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该受本罪处罚的“组织”行为,仍存在以下几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1.日常的询问、联络与本罪中所指的“鼓动、拉拢、联络”是否有区别,达到何种程度、或有何具体表现的行为才能认定为本罪中“鼓动、拉拢、联络”?本案中,阮某召集越南务工人员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打电话委托他人帮忙找人,二是见到认识的人就问对方是否想去中国修路。除外,还有6个人是听到消息之后自己找到阮某要求一起去中国打工,前后不过一天时间。这种行为能否直接认定为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呢?持非罪意见的观点则认为,阮某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介绍一个工作的机会,并没有刻意夸大、欺骗以拉拢、引诱他人偷越国境,而且阮某是针对有到中国务工意愿的人员公开进行询问,并不是对无务工意愿的人员进行引诱、拉拢的秘密行为。这只是一个在边境地区日常的联络行为。

　　2.如果偷越国(边)境者不需要别人提供任何帮助便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非法入境行为,在此情形下“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是否仍然成立?众所周知,由于边境小路错综复杂,不可能做到每条小路都有边防检查人员把守。边境管理区内的边民不经过任何边检手续直接从便道越境相互往来、通婚、从事贸易等活动已经成为当地的习惯,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行为也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处理。本案中如果阮某等17名越南人相约在中国的某一地方汇合,由各自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小道到达在中国的汇合地,是否能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而本案中的真实情况与上述假设并无本质区别,即阮某一行人虽然是一群人同时通过同一小道非法入境,但入境的过程完全是由每个人独立完成。再举一个例子,中越边民相互通婚是法律允许并且在实践中是常有的事,如果两地边民在中国举办婚礼,受邀请的越南亲朋好友相约一起赴宴,以不经过任何边检手续直接从便道越境的方式进入我国境内,这一行为与本案是没有区别的,难道对婚礼邀请者也要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实际上,当地边民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通关手续进入中国,只是图省事而抄小道进来,这样的行为对边境管理制度的妨害以及社会危害性都不大,如果对这类行为都入罪的话,刑法的打击面是否过大?

　　3.不是基于帮助他人偷越国(边)境获取利益而是基于介绍工作获取中介费的行为是否能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一般来说,偷越国(边)境的组织者具有通过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而牟利的目的,但是本案中的陆某和阮某只是希望通过介绍越南务工人员到中国务工得到合理的中介费,并不是基于帮助越南务工人员偷越国(边)境而获得非法利益,两者的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的行为,性质能否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

　　4.将社会危害性不大甚至对边境地区经济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的集中越境行为,认定为“组织偷越国(边)境罪”而科以重刑,社会效果是否欠佳?例如,广西崇左市辖区内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或不愿干粗重活,越南务工人员填补了当地劳动力的空缺,保证了该市农业以及其他产业的顺利发展。目前,崇左市不少地方的农民或农业承包经营者雇佣越南劳动力种砍甘蔗,边境贸易点存在大量的越南搬运工,还有许多越南工匠从事木料加工、建筑等工作,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越南边民通过边境小道非法入境进来的。虽然这些越南务工人员违反边境管理制度非法入境,但其中大部分人能够遵纪守法,靠诚实劳动获取报酬,只要国内有关部门监管得当,不但没有社会危害性,还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如果对这样的非法入境务工行为打击面过广,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带来一定的负面社会效果。

　　(三)“组织”行为认定的标准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何种行为才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进行全面梳理,以便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判断。

　　1.属于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组织”行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2年《解释》”)规定:“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从这一规定上看本罪中的“组织”行为应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这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典型的“组织”行为;第二个层次是实施第一个层次的行为之外的其他人员,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的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该解释对“组织”行为范围进行了限定,“领导、策划、指挥”是关键,一般表现为煽动、串连、策划、联络他人偷越国(边)境以及为他人偷越国(边)境进行准备、制造条件的行为。 例如出谋划策、拟定具体行动计划、确定时间、路线、指示地点、安排交通运输工具等。实践中实施者通常运用夸大、欺骗、游说等手段使他人产生要非法入境的想法,或者产生接受组织者的安排实现非法入境的目的;整个实施过程有预谋、有组织、有分工。

　　2.“组织”的内容是非法偷越国(边)境。也就是说组织者实施的是如何使不符合出入境条件的人能够非法出入国(边)境的行为,而偷越者成功出入境后做什么在所不问。一般而言,被组织者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实现偷越行为,因此愿意花大价钱听从组织者的安排,在他们的帮助下达到偷越国(边)境的目的。组织者通常形成专业造假流水线,给被组织者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在设关处越境,或者带领被组织者在不设关处秘密越境,甚至为躲避风险带领被组织者不按常规路线而是刻意绕远道等方式实现偷越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