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申笑梅 刘 磊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邮编： 832003)
[摘要]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的几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合理。在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出庭问题逐渐成为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角度出发，假定人为理性之人，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其社会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二）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依靠着社会心理的惯性在阻碍证人的出庭作证的行为。它严重干扰了证人的理性决断，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深刻地制约着证人的作证行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论述过，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关系网就象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亲戚朋友，以次类推，直到离自己最远的一圈。每个人都是一颗石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只对圈子里的人信任、扶助，对圈子之外的人时刻怀有戒心；而圈里的人遵守着同样的规则(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和推行的道德准则)，对他也信任、扶助。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在生活着。刑事案件中常见的情况是：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往来密切，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破坏了“交互利、兼相爱”的准则（这种“利”或许很自私，这种“爱”或许不受法律保护）。现在还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侵化到我们的思想中，形成了“意蒂牢结”，控制了我们的思维、行为，使我们不得自由思考行事。于是，出于人类运用理性的“冲动”和追求“自由”的天性，我们便要对旧思想进行“祛魅”，加以理性的批判（批判仅指一种理解和扬弃，是理性反省理性自身的过程）。通过批判思想才能获得独立，如此我们就可以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观念纳入到现行的社会制度文化中去，形成自觉地依法行事的新观念、新风尚。但我国目前尚处于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模式尚未建立之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赖着延续已久的社会人际关系生活着。若为了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在证人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模式，又不能进入新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只是在新、旧生活之间长久的徘徊。这时谁又来保障证人的权利?相应的法律救济又在哪里?相应的道德鼓励又在哪里? 这是“谁之正义？何之公正？”
（三）证人作证的价值属性被忽略。证人之所以成为证人，是因为他拥有并掌握他人所不知而又需要的、关于案件的情况，正是因为他人不知，这种情报具有的稀缺性，稀缺性正是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价值产生的本源；正是因为他人需要，这种情报所具有的价值使证人的作证具有的商品的属性。并且该情报会因为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其价值形态随之相应波动。在我国，证人内在的价值被社会大众强烈的道德召唤感和使命感淹没了、冲淡了，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强制他人放弃本该享有的正当利益，去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而不予补偿，这种观念、行为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强调的价值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非但没有利益机制的驱使，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都是可实际考量的。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四）证人作证意识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其中是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为过；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反而不敢出庭。
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公民也没有亲历百年的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对法律的虔信有双重含义：一是通过理论验证后所得到的内心确信，二是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的对法律不可动摇的信任。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讨论证人怠出庭作证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法律的虔信导源于我们对法定义务的明确承担，而不是借口服从于人性弱点的必然律就回避它；但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公民难以实现内心的确信。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
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存在随意性，也让想出庭作证的人无所适从。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
(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具体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其次，亲历社会生活的经验和通过人际传播、新闻媒介获得的关于证人出庭的案例，难以让一般社会大众满意，社会大众难以从中获得对出庭的相关法律制度及人员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由于目前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并未提高到现行刑诉法所要求的水平上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长期的低薪和司法独立的不完全，影响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深同情和理解, 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走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直接导致了辩护人和证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和信念产生根本的动摇。证人逐收回了对法律的忠诚，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由此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在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以上所有的探讨皆建立在笔者对刑诉长时间的思考之上，这种思考只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或许是残缺的，但它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直面现实、勇敢思考的结果。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财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财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1996年11月18日 财商字〔1996〕461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根据《国务院关于设立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1996〕17号）的规定，我们制定了《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财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
《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财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中有关财务报表格式另行下发。
附件：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财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的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设立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1996〕17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以下简称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是中央政府建立的在全国范围内用于调节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专项资金。
为了鼓励机电产品出口，每年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安排一定比例，作为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扩大机电产品出口。
第三条 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由上缴中央财政的出口商品配额招标收入（以下简称配额招标收入）和利息，以及基金使用回收的本金、使用费、滞期费等构成。
第四条 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由中央财政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实行专项专户、列收列支管理。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收入列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收入”科目，支出列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支出”科目，当年结余的收入结转下年度使用。
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收入包括出口商品配额有偿招标收入等；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支出包括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和非有偿使用部分、中央财政核定的配额招标费用支出，以及银行手续费等。
第二章 配额招标收支
第五条 配额招标收入是外经贸部及有关进出口商会依据国家的法规对出口商品配额实行有偿招标而向中标企业收取的行政性收费收入，是一种国家特许经营权转让所得，属于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包括中标金、中标保证金、受让配额金、受让配额保证金扣除转让配额保证金的差额等。
第六条 各执收单位（各进出口商会，以下同）向中标企业收取配额招标收入，应使用北京市财政局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七条 各执收单位取得的配额招标收入，应作为“应缴预算收入”单独核算，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挪用，也不得从中坐支各项费用。
第八条 对受让企业缴纳的受让配额保证金，扣除用以返还转让企业转出配额的保证金后，结余部分作为配额招标收入上缴中央金库。
第九条 各执收单位按规定在取得收入的3日内全额就地上缴中央金库。零星收费收入，帐面余额不足1000元的，可每15日上缴一次；达到1000元的，应按时上缴中央金库。各执收单位向中央财政上缴配额招标收入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的要求填制“一般缴款书”，并在预算科目名称中列明“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收入”。为了便于核对和清算，各执收单位要按季向财政部、外经贸部上报配额招标收入收缴情况表。
第十条 配额招标费用支出是指从事配额招标工作本身所需的必要开支，主要包括业务费和专项设备购置费等。
第十一条 根据“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原则，各执收单位的配额招标费用支出，每年由外经贸部汇总编报预算，财政部根据各执收单位的开支状况和配额招标收入缴库情况核定预算，从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予以核拨。
第十二条 各执收单位对配额招标收入和支出实行单独核算，并于年终编报配额招标收支决算，由外经贸部汇总上报财政部。
第三章 有偿使用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
第十三条 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包括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的绝大部分实行有偿使用。每年度使用计划（包括分地区、分行业、分部门的使用金额及年限等内容，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年度使用计划由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提出），由外经贸部会签财政部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
第十四条 外经贸部负责在国务院批准的年度计划指标内组织选定项目，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的有偿使用部分，由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机电办）负责组织项目，会同外经贸部审定。同时，外经贸部以及国家机电办会同外经贸部将当年选定项目的借款金额按使用年限汇总报送财政部。
第十五条 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部分具体项目的评估审定、资金发放和回收等事宜，委托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各指定银行）具体负责。各指定银行应设置“中央外贸发展基金”过渡帐户，专项反映此项基金的发放和回收。
第十六条 各指定银行根据外经贸部以及国家机电办会同外经贸部选定的项目金额及年限分别向财政部申请中央外贸发展基金。
第十七条 财政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年度计划指标和外经贸部以及国家机电办会同外经贸部汇总报送的选定项目借款金额、使用年限及各指定银行的申请，分别通知各指定银行总行办理借款手续，由各指定银行总行填报“经费拨款申请书”，财政部将资金从中央总金库下划给各指定银行总行。
第十八条 财政部在国家预算中设置“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周转金”和“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放款”科目，用于核算有偿使用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周转金”科目反映从“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支出”中划转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部分，以及到期收回的使用费、滞期费等；“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放款”科目反映中央财政拨付给各指定银行的有偿使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以及到期收回的借款本金。
第十九条 各指定银行发放和回收有偿使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手续费按当年借出和回收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借款本金各1‰分别计算，并在申请和归还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时办理领款手续，由财政部从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核拨。
第二十条 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有偿使用期限，根据项目的建设期和经济效益情况确定，一般不超过3年，如有特殊情况需延长使用期限的，由财政部和外经贸部（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项目与国家机电办会同外经贸部）商定。
第二十一条 对有偿使用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借款企业应缴纳一定比例的使用费，由各指定银行负责收取。使用费标准规定为：
1．还款期在1年以内的（包括1年），年费率为借款额的2％；
2．还款期在1年以上2年以内的（包括2年），年费率为借款额的3％；
3．还款期在2年以上3年以内的（包括3年），年费率为借款额的4％；
4．还款期在3年以上的，年费率为借款额的5％，最高不超过7％。
财政部自拨款之日的10日后开始计收使用费，使用费由各指定银行于归还本金时一并缴纳。借款企业于实际收到借款次日起，按使用期限和规定的使用费标准计算使用费，于归还本金时一并向有关指定银行缴纳。
第二十二条 对借款企业到期不归还借款本金或到期不缴纳使用费的，各指定银行可自借款到期的次日依照借款本金和使用费额按日费率1‰计收滞期费。
第二十三条 各出口企业有偿使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使用期限为1年的，应在“其它应付款”中核算；使用期限在1年以上的，应在“长期应付款”中核算。
第二十四条 各指定银行总行负责有偿使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具体回收。财政部自拨款之日的10日后开始计算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期限，各指定银行总行应将到期应回收的有偿使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借款本金及使用费在有偿使用期限到期后的7日内足额缴入中央金库，并在缴款凭证中注明“归还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字样和归还的借款本金及使用费两项数额，同时向财政部填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还款报告单”，抄送外经贸部，属于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的还款同时抄送国家机电办。财政部年终与各指定银行总行进行具体清算。
第二十五条 各指定银行必须确保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回收。对未能如期收回的资金，财政部将自借款到期的7日后，依照借款本金和使用费额按日计收1‰的滞期费，由指定银行按月缴入中央金库；对无法回收且不予豁免的资金，财政部不予拨付1‰银行手续费，同时取消该银行承担评估中央外贸发展基金项目的资格。
第二十六条 任何部门、单位不得擅自核销或豁免应收回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和使用费。一般情况下，到期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不予以展期。对确需核销或豁免、展期的，由出口企业提出申请，项目评估银行出具证明，有关指定银行总行审核确认，并经外经贸部（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项目由国家机电办会同外经贸部）提出意见，由财政部审核汇总后报国务院审批。
第四章 非有偿使用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
第二十七条 中央外贸发展基金非有偿使用部分，由外经贸部商有关部门审核提出（属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非有偿使用部分，由国家机电办会同外经贸部审核提出）具体使用项目及预算，报国务院批准后，由财政部直接将资金划拨给使用资金的单位或部门。
第二十八条 对地方政府开展对外贸易促进活动所需的支出以及应由企业承担或有经费来源的项目，一般不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无偿资助范围之列。
第二十九条 对行政部门使用的非有偿使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应作为“专项经费补助收入”纳入本部门经费进行单独核算和管理。
第五章 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监督、检查与处罚
第三十条 为了监督、检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管理情况，凡使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企业，均必须按一定程序向有关银行提交年度使用报告，主要反映投资项目执行情况和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使用效益与偿还情况，由各指定银行汇总报财政部、外经贸部（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部分，同时报送国家机电办），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有偿使用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每年由外经贸部汇总编制“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年报表”，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由国家机电办会同外经贸部汇总编制，并写出执行情况书面报告，报送财政部备案，同时抄报国务院。
第三十二条 非有偿使用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年终由使用资金的单位或部门将资金使用情况报财政部核批。
第三十三条 凡有下列行为者，财政、审计部门将依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以及《预算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者应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执收单位未按期将配额招标收入缴入中央金库，以及截留、隐瞒、坐支、挪用、私分配额招标收入的；
二、执收单位擅自扩大配额招标支出范围，或挤占配额招标支出的；
三、违反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使用原则，任意扩大使用范围的；
四、截留、挪用、侵占以及拖延发放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
五、未按规定收取使用费、滞期费，以及未按规定将使用费、滞期费和利息转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而擅自用于个人福利、奖励、办公设备购置及其它消费性开支的；
六、对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借款本金、使用费、滞期费和利息，未按规定缴入中央金库预算帐户统一核算的；
七、擅自改变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使用方式，将非有偿使用的资金改为有偿使用的；
八、其它违反本细则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基金执行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统一的管理办法，其财务管理按本细则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修订和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