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普通发票管理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普通发票管理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143号
《江苏省普通发票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９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本省普通发票（以下简称发票）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票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除外），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印制、领购、开具、取得和保管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发票管理办法》和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税务机关（包括国家税务机关和地方税务机关，下同）依据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发票管理工作。
各级财政、审计、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税务机关做好发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发票由税务机关负责监制。
第六条 在本省内使用的发票的种类、式样、内容以及使用范围，由省税务机关确定。
第七条 对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举报。税务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并酌情给予奖励。
第二章 发票的印制
第八条 发票由省税务机关指定的企业印制。禁止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
第九条 发票应当套印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由省税务机关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式样，统一定点制作。
本省发票防伪标志的设置，由省税务机关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统一规定。
第十条 印制发票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发票印制管理制度和保管措施。
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的使用和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制度。
第十一条 印制发票的企业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印制发票，在印制发票和生产发票防伪专用品过程中出现的错票、次品、废品，应当登记造册，经税务机关核定后，集中销毁。
第十二条 发票应当使用中文印制，有实际需要的，也可以同时使用中外两种文字印制。
第十三条 在本省内使用的发票应当在省内印制；确有必要到外省、市印制的，必须经省税务机关批准。
外省、市来本省印制发票，必须经省税务机关批准。
第三章 发票的领购
第十四条 需要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提出购票申请，提供税务登记证件或者其他有效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办理购票手续。
第十五条 发票由税务机关统一对外出售。
未经省税务机关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出售发票。
第十六条 发票仅限于单位和个人在本市、县内使用，跨市、县使用发票的，按照省税务机关的规定执行。
单位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市、县的，应当分别使用所在地税务机关提供的发票。
第十七条 租店、租柜经营的单位和个人，未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不得使用出租单位的发票。所需发票，按照规定到经营地主管税务机关领购。
第十八条 临时到本市、县以外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凭所在地税务机关的证明，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领购、开具发票。
第十九条 跨市、县从事临时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申请领购发票的，所在地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省税务机关的规定，要求其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不超过１万元的保证金，并限期缴销发票。
按期缴销发票的，解除保证人的担保义务或者退还保证金；未按期缴销发票的，由保证人或者以保证金承担法律责任。
税务机关收取保证金应当开具收据。
第四章 发票的开具和保管
第二十条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
第二十一条 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
第二十二条 向消费者个人零售小额商品或者提供零星服务的，可以不逐笔开具发票，具体办法由省税务机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逐栏、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填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借、转让、代开发票。
第二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开具的发票必须加盖发票专用章或者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式样，由省税务机关确定。
发票专用章或者财务专用章不得在印制发票时套印。如确有需要的，应当报省税务机关批准。
第二十五条 财会人员应当对发票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全面审核，不符合规定的发票和假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
第二十六条 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凭从事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直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
对税法规定应当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应当在开具发票的同时征收。
第二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在启用整本发票时，应当检查发票是否有缺号、重号等，发现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处理。
填错的发票，全部联次应当完整保存。
发票丢失，应当于丢失当日书面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并在报刊、电视等传播媒介上公告声明作废。
第二十八条 省际毗邻市、县不得跨省开具发票。如确有需要，由省税务机关商毗邻省、市税务机关确定。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税务机关批准，不得跨规定的市、县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
第三十条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发票使用登记制度，设置发票登记薄，并定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发票使用情况。
第五章 发票的缴销和检查
第三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发生转业、改组、分设、合并、联营、迁移、歇业、停业、破产等情形时，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有关发票的变更、缴销手续。
第三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对已经开具的发票存根和发票登记簿，应当保存５年。保存期满，报经主管税务机关查验后销毁。
第三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在发票换版、更换发票监制章或者发票防伪专用品时，应当将未使用的发票登记造册，送主管税务机关销毁。
第三十四条 按照规定终止授权出售发票的单位或者授权出售发票的单位书面申请不再代售发票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于终止授权或者批准申请的当日收缴其所领发票。
第三十五条 纳税人票货不符有偷逃税收义务嫌疑的，税务机关有权对其进行检查。
第三十六条 税务机关在发票检查中需要核对发票存根联与发票联填写情况时，可以向持有发票或者发票存根联的单位发出填写情况核对卡，有关单位应当如实填写，按期报回。
第三十七条 发票的真伪由税务机关鉴定。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发票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处罚；拒不改正的，经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在６个月内暂停向其出售发票。
第三十九条 税务工作人员在发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对国有的金融、邮电、铁路、民用航空、公路和水上运输等单位的专业发票，经省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省有关主管部门自行管理。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国家税务局和省地方税务局根据各自的职责范围负责应用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本省有关发票管理的规定与《发票管理办法》和本办法相抵触的，一律以《发票管理办法》和本办法为准。
从“杜培武”一案谈起 小议刑讯逼供
孙荣杰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该案随着对肇事者的
处理已尘埃落定，但该案蕴含着丰富的刑事诉讼问题却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何会造成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没有医治刑讯逼供的良方？从该案来看，我国刑诉又有哪些不足？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本文对此一一论述自己的见解。
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干警，其妻子与云南省万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有染。一日，杜妻与王俊波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以逼取其口供。杜培武最终忍受不住讯问人员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手段，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好在最后真凶因另案案发被羁押，供认自己系故意杀人之真凶，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杜培武的冤情得以昭雪。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刑讯逼供是造成“杜培武”冤案的直接原因，几乎错杀了一个清白的无辜者。杜培武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毕竟他还能活着等到沉冤得雪、重获自由的时候。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冤假错案肯定不只一个杜培武，还有若干个杜培武一样的刑讯的受害者，他们当中有人丢了性命，还有人在暗无天日的监劳里苦苦等候，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等到沉冤昭雪的一天。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
在杜培武一案中，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又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杜不断地声称冤枉。随着杜培武在法庭上绝望的呼喊声，司法的尊严也在刑讯逼供者的拳脚下被一点点的击碎。刑讯逼供的弊端可谓人所共知，国家也一再颁布法律规章严禁刑讯，但是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为何困难重重？我认为，这是与其产生的复杂原因休戚相关的。
首先是立法上面的原因：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为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承担供述义务。当犯罪嫌疑人没有按照侦查人员的讯问供认犯罪和回答问题时，侦查人员便可以以没有“如实回答”为由，采取种种手段强迫犯罪嫌疑人按其意图回答问题，其中难免刑讯逼供。这条与沉默权相对立的规定，显然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不相一致，其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既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文明化，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过分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为随意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供了可能。可以这么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刑诉第93条规定为刑讯逼供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如果他不履行这一义务，必然导致不利的后果，而刑讯逼供便是其中最为直接的“惩罚”。2、没有明确地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欧美国家刑事诉讼法对违反程序收集证据的相关后果作出明确有效的规定。在英美法系，把“采用刑讯手段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比喻成“毒树”，把“收集来的非法证据”比成“毒果”。 在证据学上，英美法系国家对待非法证据的做法一般是砍掉毒树、放弃毒果。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对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认和由此取得的物证、书证是否能采纳为证据却没有规定。而我国从“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出发，明显倾向于放纵毒树、吃掉果实。正是由于我国对毒果的难舍难分，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毒树采取了暖昧态度，使刑讯逼供等“毒树”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状况下“根深叶茂”。
其次，是诉讼模式上原因。鉴于口供的巨大作用，加之其他因素(如一些侦查人员的素质较低、侦查技术的相对落后)的影响，我国长期采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案件成败往往过分依赖于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当不能通过常规手段获取口供时，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就成为获取口供的“杀手锏”。封建社会司法断案采用的原始野蛮的方法和手段在一些人思想意识上的残留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的产生。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掌权者将刑讯逼供奉为审案断狱的法宝。他们认为，获取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可以定案。客观证据只是作为对口供证据的印证和补充。把罪与非罪，定在是否有口供上。为了取得口供，不惜动用刑具，摧残被告人的肉体。也就是说罪与非罪，是靠被告人肉体在承受刑具所带来的皮肉、筋骨痛苦的程度上所决定。这样断案定罪的话，有罪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可能无辜者被冤枉。历史上的和现实中造成的冤案不乏其例。
（二）、刑讯逼供遏止对策
刑讯逼供的危害显而易见。刑讯逼供容易酿成冤假错案，造成疑案、积案；严重侵犯了被追诉者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损害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破坏国家的法治基础。防治、遏止刑讯逼供的对策应当针对刑讯产生的原因来“对症下药”。鉴于上面提到了几点刑讯产生原因，我个人认为：
首先，应当从立法上根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合法外衣”，即取消“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违反诉讼法理的规定。取消刑诉第93条规定使刑讯逼供丧失最后的法律依仗，并以法律的形式约束司法人员的非法行为，以此为依据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最终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人格权利保护的实现。同时也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逼取口供也失去了动力和条件。
其次，完善我国证据立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宣告其失效，而要想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因此，从法律上坚决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对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从法律上坚决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就砍掉“毒树”，并拒绝食用“毒果”，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毒树”的土壤。
最后，应当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观念上要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的观念，做好司法工作人员培训工作，把好入口关，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
当然，也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到场的权利。律师在场会使侦查人员有所顾忌，更能注意依法办案。在询问过程中，全程录音录像的方法也是有效遏止的途径之一。
刑讯逼供，由来已久，积习较深，要想纠正和制止这一历史沉积下来的顽症，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相信随着我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法制的不断发展，人权观念的逐步增强和刑事司法水平的日益提高，刑讯逼供这一长期困扰着我国刑事诉讼的顽症必将得到改善和遏止。
（三）“杜培武”案反映的我国刑诉程序上的不足
“杜培武”一案之所以这么被关注，这么多地被研究刑事诉讼的学者提及，不是因为杜培武本身是警察，两名被害人也是警察，而是因为此案所显露地我国刑诉程序上的问题值得令人深思。
杜培武之所以被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关键原因在于司法程序对口供证据的允许和认可。从刑事诉讼整个制度设计看，在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完全否定，这是一种允许从口供中取证的司法程序，鼓励办案人员从口供中寻求破案的线索，形成了从口供中破案最简单最有效的习惯性做法。办案人员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想方设法掏取口供。在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功利心理的驱使下，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刑讯逼供自然不可避免。在诉讼阶段，口供证据能在法庭上不经过质证而轻易得到确认。作为国家机关，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似乎具有不容怀疑的证明效力，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结束后的3天内，要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意见对法院判案无疑有着压倒优势的影响，往往成为判决的重要依据。同时，法律对警察是否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并无明确规定，故警察习惯于只提供书面证据而不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证，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逼供和假证。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法方法所获得的。在杜培武案的庭审中，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由于我国法律对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程序如何进行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做法是要么置被告人的翻供不理不睬，要么斥责被告人无理狡辩、态度不老实；而公诉人为避免尴尬也往往不愿就非法证据承担举证责任。这样被告人的翻供通常无法得到证明，造成了一定的冤家错案。笔者认为，在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诉讼程序应当如何进行，这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从有利于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防止使被告人陷入自证其罪的不利地位的角度出发，被告人对程序的进行应当有权施加一定的影响。在被告人翻供之后，审判人员应当对被告人的翻供进行必要审查，如果使其产生了对庭前供述的合理怀疑时，法庭应当宣布体庭，并对该供述作进一步的审查。
杜培武本人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反映了在刑诉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执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说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安司法人员头脑中尚存有罪推定之余毒。他们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信奉罪从供出，对被讯问人滥施刑讯毒刑，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在法院最后定案量刑上来看，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杜培武一案中，控方所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所犯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存疑案件的矛盾态度，既知道现有证据不足以坐实罪名，又不甘心作出无罪判决，就以留有余地的判决来处理。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疑罪从轻”的行为，违反了刑诉所规定“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
司法制度的功能不在于平反多少冤狱，而在于宁纵不枉，尽量防止悲剧的发生，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获得了迟到的平反却欲哭无泪的杜培武。笔者衷心期望在司法实践中能使无罪推定原则真正得以贯彻，无疑这是有着类似杜培武遭遇者的护身符，只要无罪推定原则早日在司法实践中扎根，那么离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