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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交易及其法律控制研究
李倩 中央民族大学 100081

【摘 要】内幕交易是一种证券投机行为，是一种欺诈交易行为，是证券犯罪的一种常见形态。本文通过对内幕交易概念的界定，法律规制内幕交易行为的价值依据和我国现行立法状况的分析，从内幕交易构成要素，预防监控制度和制裁制度等方面探讨了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内幕交易 内幕信息 内幕人员

背景：证券市场既是一个风险市场，也是一个机会市场，投资者要想抓住时机，就必须及时充分地掌握上市公司的真实信息，这样才能把握证券价格的未来走势，成功地进行交易。在我国证券市场形成之初，由于市场的不规范运行和立法的滞后，一方面是无法可依，一方面却是有利可图，因此内幕交易的普遍存在就不难理喻。从法律理念出发，只有在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产生之后，内幕交易才会被赋予“违反”的属性，从而也才会出现所谓“内幕交易案件”的问题。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99年6月底，我国证监会共公布了133起市场不当行为案件，涉及大约271家单位、近200名个人，总计没收非法所得大约65687万元，罚款约10408万元。 而在这些不当行为中，内幕交易及与内幕交易相关的案件，占有相对大的比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证券市场上，大约80％的违法案件与内幕交易相关，大约80％的违法交易金额与内幕交易案件有关。 有人统计，在我国证券市场短短的十年多历程中，截至1999年6月，查处并曝光并有相当影响的内幕交易案件，就多达6起 ；又有人统计，自1993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到2001年6月底止，证监会查处的案件即有8起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保障投资者能够平等地获得信息，享有公平获利的机会，就必须严禁内幕交易，使所有投资者能够站在交易前的同一起跑线上，凭着各自对已公开信息的技术分析和理性判断，展开公平竞争。

一、内幕交易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内幕交易(Inside Trading)？这是一切有关内幕交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它不仅涉及股份公司、公司管理人员、证券投资者的利益，也涉及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设计，还关乎证券法律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构造。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难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在国外，内幕交易无统一的定义，即使美国这一最早制定反内幕交易法的国家，在法律中也没有内幕交易的概念和定义。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人们对其要素的理解有所不同，即对构成内幕交易的诸要素的内容和范围存在分歧。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内幕交易应包含内幕人员、内幕信息、利用内幕信息的行为等基本要素，主要的分歧在于究竟以哪类要素为中心来定义内幕交易。例如，根据定义的侧重点不同，国内的定义大致有五类：1、强调行为目的性的定义：“证券内幕交易是指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的证券交易，目的是获取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或减少损失” 。2、强调行为危害性（或不正当性）的定义：“证券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和非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建议他人买卖证券，损害其他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公司公证性的行为” 。3、强调行为违法性的定义：“内部人交易是指若干知道有关上市公司未公开之重要消息者，不法地利用此项消息，从事有关该公司股票的买进或卖出的行为” ；4、强调主体特殊性的定义：“证券内幕交易是指因其特殊地位而获取上市公司内幕情报的人员，利用该信息转变为公开信息的时间差，进行证券交易以牟取暴利的行为” ；5、强调犯罪特征的定义：即《刑法》第180条第1款对内幕交易罪的定义。本文认为，应当采用一种以内幕信息为中心的定义方法，即掌握未公开而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的人，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或使他人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 至于为何要以内幕信息为中心来定义内幕交易，笔者将在下文对内幕交易结构的分析中进一步阐述。

二、对内幕交易进行法律规制的理由
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法律并没有禁止内幕交易。直到本世纪2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大崩溃，引起史无前例的经济大恐慌，人们才反思到，内幕交易的盛行，影响到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投资者的信心，是引起证券市场瘫痪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1934年的美国《证券交易法》，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包括内幕交易在内的各种证券欺诈行为。迄今为止，各国证券法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禁止内幕交易，反对证券欺诈的法律制度。但是在禁止内幕交易的必要性问题上尚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人从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利用市场信息，追求商业利润是每一位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权利，因此，投资者也必须面对因其决策失误而带来损失的市场风险。在内幕交易中，买卖者与内幕人员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交易，就不应抱怨内幕交易的不公平；有理论将内幕交易视为是对企业管理人员的一种褒奖手段，企业管理人员通过内幕交易得到的利益是对其才智和管理的报答；还有人提出任何依赖资讯的市场都存在内幕交易的理论，认为对内幕交易大加批判，是对市场规律的不理解；退一步说，即使内幕交易有害，但由于其渗透范围广，很难加以控制，而且证券交易实行的是集中竞价买卖制度，对内幕交易进行监督，追查，取证非常困难，所以，从法律操作的角度讲，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其成本大于收益。
另一方面，内幕交易的危害也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否则就不会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制定反内幕交易法律来规制内幕交易。一是内幕交易增加了公司经营风险：如果允许内部人员从事内幕交易，那么内幕人员就会选择比股东所要求或预期的风险更大的风险投资方案，即使该方案失败了，失败的风险完全可以转到股东身上。这种游戏把公司及公司股东推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二是内幕交易引发市场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是证券交易中的普遍现象，内幕人员借自己掌握而公众未掌握的内幕信息大量买入或卖出证券，致使不知情的公众做出反向行为，内部人员以损害其他投资者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作为自己牟利的代价，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增加了市场的道德风险；三是导致市场反向淘汰：如果投资者对有关公司资产的信息没有公司内幕人员灵通，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就可能被扭曲，从而抑制质量较高的企业的积极性，而鼓励资金向低质量企业流动，最终造成“劣者驱逐良者”的现象，损害公司利益；四是损害投资公众信心：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是为了取得回报，而投资者的这种回报预期依赖于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的判断。因此，一个理性和诚实的投资者，不可能在信息不对称而又允许滥用信息优势的情况下，还能对证券市场抱有信心。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各国证券法律制度都将内幕交易行为视为一种法律禁止的证券欺诈行为，并通过行政的，刑事的和民事的法律手段加以防治。

三、我国反内幕交易的立法状况
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并没有单独的反内幕交易法，反内幕交易立法仅仅是证券立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总体而言，我国反内幕交易立法是与我国的证券立法同步发展的。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阶段：1、初创阶段。最早规定反内幕交易的规范是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之后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内幕交易的概念、交易行为、法律责任、内幕交易的预防做了规定，构建了内幕交易法律制定的基本框架。2、发展阶段：由于以上两部法立法层次不高且规定比较笼统，给执法带来了相当的困难。随着违法行为愈演愈烈，国家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中国证监会于1997年6月痛下决心，查处了一批集中巨额资金操纵股市的大券商；二是修订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条款，对严重的证券违法行为给予刑事制裁，1999年对《刑法》第180条的修正以国家正式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内幕交易的刑事责任；3、成形阶段：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反内幕交易的规定基本成形。这些规定主要有：
1.反内幕交易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证券法》第5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循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与此相呼应是第67条：“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活动”。
2.内幕交易构成要素的规定
这是反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根据规定，内幕交易有三大要素构成：
（1）内幕信息。第69条规定：“内幕信息是指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从定义可知，我国内幕信息需要两个构成要件，即“重大性”和“未公开性”，对“确切性”未加规定，对何为“重大影响”以及“未公开”法律并无进一步解释。第2款对内幕信息作了具体列举:包括十类信息和一个弹性条款。
（2）内幕人员。《证券法》没有使用“内幕人员”概念，而是使用“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取而代之。具体包括：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发行股票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证券监管人员以及中介机构人员；最后，为做到万无一失，又有一个弹性条款，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此外，在70条还规定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3）利用内幕信息的行为样态。根据《证券法》70条规定，内幕交易行为有三种样态：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
3、内幕交易的预防体系
我国《证券法》在继承《股票暂行条例》和《禁止欺诈办法》，参照国外立法经验基础上，具体系统地确立了内幕交易的预防制度，并有所创新和变化，包括：（1）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完善；（2）证券业和金融业分业经营；（3）自律性管理；（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转让禁止；（5）公司大股东持股和交易申报、公开制度；（6）异常情况报告制度；（7）证券交易所的停牌制度；（8）实时监控、风险防范制度。

4、监管机构的设置
我国《证券法》十分重视行政执法机构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角色，第7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证券市场中法定的行政执法机构；其次还从职权赋予方面下了较大功夫，第167、168、171条分别规定了其职权、有权采取的措施等；同时强化了监管者的义务，如第169、170、172、173、174条等。
5、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
直接针对内幕交易法律责任的条文是第183条。从这一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证券法》只规定了内幕交易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对刑事责任的规定，不外乎是对刑法规定所作的衔接而已，具体的刑事责任则体现在《刑法》第180条之中。
四、完善我国反内幕交易法律控制体系的思考
反内幕交易的法律控制体系，也就是反内幕交易法律制度体系。从广义上说，一切防范、调查和处罚内幕交易的法律规范和制度设计都属于内幕交易法律控制的组成部分。如公司法中的治理结构制度，证券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制度，证券交易制度等，都属于反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范畴。从狭义上说，内幕交易法律控制制度仅指专门针对内幕交易所作的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上述公司法中的治理结构制度，证券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制度，证券交易制度等不属于反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的内容。本文以狭义反内幕交易制度为基础展开讨论。
（一）内幕交易基本概念的界定
1.内幕信息界定标准中的问题
内幕信息的界定标准不够明确，《证券法》第69条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这一规定揭示了内幕信息的三个认定标准：即相关性、重大性和未公开性。首先，我国对何为重大性的判断标准不明确。虽然法律对重大信息做了列举，但列举不可能穷尽一切情况，即使第八项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重要信息对此做了补充，充分给予执法者自由裁量权，但也使执法者和当事人不能得到明确的指引，且会引起同样案件在不同时间、地点可能出现不同处理或判决结果的局面。本文认为，重大性的标准应该指信息的重要性，即信息一旦公开，任何理性投资者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原有投资决策；其次，未公开性标准太过笼统。按现行规定，凡在法定报刊上公开的信息，是以报刊登载时间作为信息公开的时间，而这一做法显然否认了信息公开的最实质性标准——“市场消化”，其后果是“内幕人员军团”将在信息公开之时，抢在其他投资者“得知、理解该信息并做出决策”之前进行交易，从而可能将内幕交易合法化。依照西方有效市场理论，只有当某一信息溶入到证券价格当中，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时，才算公开。一般认为信息公开的标准有三个：①全国性的新闻媒介上公布该信息；②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开信息；③市场消化了该信息，即市场对该信息已做出反应。 因此，法律应规定一个“市场消化”的标准和“市场消化”所需要的时间或确定该时间的原则。再次，未规定“确切性”的标准。规定“确切性”的意义在于通过区分谣言、误传与内幕信息的界限，将内幕信息与非内幕信息区分开来。一般而言，不是源于信息源，而是市场中的某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或人为杜撰的“信息”不是内幕信息。例如，上市公司信息修披露过程中故意弄虚作假，某一投资者不知将要披露的信息是虚假信息，而以此为“内幕信息”进行了交易，只要该上市公司后来公开的信息仍然是弄虚作假的那些信息，该投资者即不能以所获得的信息是虚假信息为由，主张不成立内幕交易。所以应该规定，确切性是指源于信息源且与信息源的信息内容有实质性的吻合，至于信息源的信息本身是否真实，并不影响内幕信息的构成，此外，非来源于信息源或对信息源信息无根据的猜测、妄断，不具有确切性，而这正是内幕交易与市场操纵的区别。
2、内幕人规定中存在逻辑混乱
我国《证券法》无内幕人概念，而使用的是“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实际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目的就是试图克服传统内幕人员概念将内幕人仅局限于公司内部人员和与公司有特定联系的人员的弊端，但是所采取的方法不仅不够简明，且在逻辑上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本文认为，考虑到在最近的立法中，各国立法机关对内幕人的范围作了甚为广泛的规定，而晚近对内幕交易进行立法管制的国家，则借鉴其他有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对内幕人范围的界定有“一步到位”、“无所不包”倾向，建议将“获知或已掌握内幕信息”作为内幕人的本质属性或最根本的认定标准——这是从逻辑上彻底厘清内幕人概念的唯一出路；在内幕人的范畴下，对内幕人进行重新分类，可以在考虑我国既有分类的基础上，将内幕人分为“合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凡是有合法根据从信息源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是合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公司内幕人员、市场内幕人员、政府内幕人员都合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员；反之，没有法律依据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即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如内幕人的家属从内幕人处获得内幕信息，是为典型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扩大内幕人的列举范围，可以增加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因履行职责而获得内幕信息的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与上市公司有业务或其他往来关系而获得内幕信息的单位或人员，兼并、收购人及其谈判代表、高级管理人员等。
另外，笔者在上文将内幕交易定义为掌握未公开而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的人，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或使他人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这种以内幕信息为中心来定义内幕交易的理由是：内幕人概念的外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改变以在公司中的特定身份与公司有特定联系为判别内幕人的标准，在分析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时，树立内幕信息决定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是内幕交易的最终决定要素的观念；要求人们在反内幕交易立法总，除了注重对公司内幕人员的控制外，更应当从信息管制的角度，对市场内幕人员、政府内幕人员以及获得内幕信息的其他内幕人员进行控制。
3、完善“利用内幕信息”的有关规定
“利用内幕信息”是构成内幕交易的最终构成要素，它包括了“利用内幕信息”的主观心态、客观表现方式和例外情况等内容。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中，有一极为重要的制度，也是现代西方主要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采取的一种做法，这就是主观推定及主观推定的抗辩。可以说，在“利用内幕信息”行为的认定上，坚持过错推定与允许合理抗辩，并辅之举证责任倒置，是目前反内幕交易立法的一种重要制度保障。我国《证券法》在这一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本文认为，首先，确立过错推定原则，即针对主观推定的缺位，在反内幕交易立法中，明确将过错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认定内幕交易的一项司法制度。这不仅是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对于降低原告诉讼成本、减轻监管机构举证负担、有利打击内幕交易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须说明的是，实行这一制度，并不意味着监管者或原告完全不负举证责任，据美国的经验，可以规定控方负举证证明被控方获知内幕信息并知道该信息为内幕信息。其次，在规定过错推定的同时规定被告的抗辩理由。在本质上，允许抗辩并不是对违法者的袒护，而是对某种法律制度可能“过度”或“存在缺陷”的一种矫正。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可以综合借鉴国外经验，在实行过错推定的前提下，从三个方面考虑适应例外：一是合法行为抗辩，如履行法定义务、公司职责或公司与他人的约定义务向有关单位或人员提供内幕信息或从事交易，不构成内幕交易；二是非内幕人抗辩，如确实不知道某一内幕信息而照通常的方式所进行的证券交易，又如内幕信息已经为市场所消化等，因交易人未掌握“内幕信息”或所掌握的已经是被市场所消化的信息，故不属于“内幕人”，从而不构成内幕交易；三是无因果抗辩，即有证据证明证券交易与所掌握的内幕信息无因果联系或属于与所掌握内幕信息无关的善意交易，如因紧急情况或债务危机必须处置财产而出售股票，不构成内幕交易。
(二)预防监督制度的完善
预防监督是反内幕交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反内幕交易立法自一开始起，就非常重视法律中预防监督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应当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反内幕交易立法中的预防监督制度，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有不尽完善之处。
1、信息披露存在不足
最彻底的信息披露是对内幕交易最彻底的预防。我国信息披露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将国家政策、法规制定中的信息列为重要信息，故不在要求披露之列；二是未将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对特定上市公司的管理活动和决策（包括审批、核准、调查、处罚和奖励）等信息列入披露之列；三是未将源于公司外部的对某一上市公司的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如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在审查其他单位的资料时发现的而上市公司本身还不知道的重大问题或即将发生的重大问题等）列入“重大事件”的范畴。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法律和法规未做出明确规定前，试图以第62条第2款第11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加以涵盖，是不具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的。
2、确立公众监督制度
为消除《证券法》取消原有法规中检举和奖励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正式确立公众监督制度。这是因为，无论国家监管还是社会组织的自律，都是从上而下的一种管理。这种管理受自身人力、物力的限制，以及管理角度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和彻底。广大投资者置身股市并对股市情况有直接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而且人数众多，如果充分依靠广大投资者进行监督，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据各国法律的规定，公众的监督主要有举报，受害人投诉，新闻监督等。
3、建立自律组织的监督
无论是采用自律型或混合型管理模式的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还是采集权管理模式的国家，如美国，自律机制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我国法人从事内幕交易比较突出的现象，应该强化有关自律管理的规范，特别是应强化证券业协会对其成员的日常管理权利。此外，如果我国金融业采混合经营，则要考虑给“中国墙”制度的建立留下立法余地。 中国墙制度作为一种经营证券业企业的自律机制，是刻意针对内幕信息或内幕交易的，其最大特色是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出发，设计预防内幕交易的相关措施。因此，它对于防止内幕交易，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中国 哈萨克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宣言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于2012年6月5日至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并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2次会议。

　　胡锦涛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高度评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建交2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历程。两国元首满意地指出双方在这一时期取得的主要成果：政治关系不断提升，相互给予一贯支持，务实合作迅猛发展，人文和民间交往日趋活跃，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中哈关系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两国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际，双方声明如下：

　　一

　　双方决定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充实两国关系内涵。双方将在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其他现行双边条约基础上，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原则精神，进一步密切各层次交往，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关切的重大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坚定不移地尊重对方走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深化维护安全领域的合作。

　　双方将保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及地区重大问题定期交换意见，促进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社会团体、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开展全面交流与合作。

　　双方重申支持对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本国法律，不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和运作有损对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组织和团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为确保国家沿着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快速发展、促进经济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支持哈方提出的举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和世界与传统宗教领袖大会的倡议。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方反对“台湾独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二

　　双方一致认为，经济合作是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哈总理第一次定期会晤。

　　双方满意地指出，中哈经贸合作潜力巨大，2011年双边贸易额接近250亿美元，同两国建交初期相比增长60多倍。双方对实现两国元首提出到2015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400亿美元的目标充满信心。

　　双方愿进一步优化两国贸易结构，增加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共同采取措施促进贸易结构多元化。

　　双方将充分发挥中哈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中哈合作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促进两国各领域合作。

　　双方认为，能源领域合作对发展双边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本着互利原则，继续扩大和深化能源合作，加快中哈天然气管道二期工程建设，尽早启动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哈境内段建设，共同确保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各自境内段长期安全稳定运营。双方将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

　　双方还将在可替代能源和页岩气开发领域开展合作。

　　双方将支持两国金融机构与企业积极合作，落实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探讨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

　　双方将尽快商签中哈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

　　双方鼓励相互投资，推动在《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规划》等框架下吸引中方资本参与哈非资源领域项目，优先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两国非资源经济领域合作规划落实措施计划》。

　　双方决定加强铁路、公路等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中哈第二条跨境铁路霍尔果斯-阿腾科里全线通车运行。双方将加快实施边境口岸的现代化改造，为两国跨境运输和经贸往来提供便利条件。

　　中方重视利用两国跨境运输优势，愿提供协助确保必要的铁路和公路货物运输总量。

　　双方愿进一步发展口岸和海关领域合作，进一步促进双边及区域贸易，并采取切实措施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双方认为，加强两国科技合作对发展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地震学等非资源领域的互利合作，努力建立中哈科技合作长效机制，推动两国开展从合作研发到共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面合作。

　　三

　　双方高度评价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成效。

　　双方认为，在共同利用中哈跨界河流以及保护水质方面的互利合作对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跨界河流水质保护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加强对两国跨界河流水质的监测，预防污染。双方愿积极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跨界河流水量分配技术工作重点实施计划》。双方将遵循互利和照顾对方利益的原则，继续完善法律基础，致力于公平合理地利用中哈跨界河流水资源并保护其生态环境。

　　四

　　双方指出，发展人文合作对巩固两国传统友谊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全面加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旅游等领域合作，进一步密切两国文艺团体、学术机构、新闻媒体和青年组织间的交流互访。双方将研究人文领域合作的新形式，努力拓宽合作方向。

　　双方强调发展边境地区合作的重要性，认为中哈毗邻而居，开展毗邻地区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利于促进双方边境地区发展。双方将加快制订《中哈毗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双方将共同运营好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推动两国毗邻地区经贸合作。

　　五

　　双方对中哈紧急救灾领域合作表示满意，决定进一步加强两国紧急救灾部门的合作，在预防和消除紧急情况、消防安全、事故救援、人员培训、地震等问题上开展密切协作。

　　六

　　双方指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包括非法贩运武器弹药、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经济犯罪等对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双方将在双边、上海合作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继续密切合作应对上述威胁和挑战，共同打击“三股势力”，进一步加强反恐情报交流和反恐行动协调，开展网络、计算机和信息安全领域合作，扩大边防和执法安全合作。

　　七

　　双方指出，国际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将继续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和区域性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

　　双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为深化成员国睦邻互信与友好合作，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指出，中国成功担任了“睦邻友好年”的轮值主席国，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双方指出，在北京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规划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以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为目标，继续以维护安全、加强经济和人文合作、改善民生为合作方向。双方主张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务实合作，将在保障国际信息安全、建立协商一致的项目融资保障机制等方面作出共同努力。

　　双方认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应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协调配合。

　　中方欢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担任第38届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支持哈方关于伊斯兰合作组织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包括签署上述两个组织的秘书处合作备忘录的倡议。

　　双方将继续加强在亚信框架内的合作，推动该进程顺利发展，加强成员国互信与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胡锦涛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签字）　　　　　　（签字）

　　　　　　　　　　　　　　　　　　　　　　　　　　　　　二Ｏ一二年六月六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