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4号
《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11月30日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
（2009年12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4号公布）
第一条（目的）
为了加强对本市地下空间的安全使用管理，提高城市整体防护和安全管理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公众开放的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的地下空间以及其他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地下空间的安全使用及其管理活动。
第三条（有关用语含义）
本办法所指的地下空间，包括民防工程、普通地下室和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其中，民防工程仅指人民防空工程，包括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普通地下室是指结合地面建筑修建或者单独修建的，未达到人民防空工程防护标准的地下建筑；轨道交通地下车站是指位于地面以下的轨道交通出入口、通道、站厅层和站台层等。
第四条（管理部门）
市民防办是本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的综合协调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协调和督促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
区、县民防办负责本区、县范围内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的综合协调，协调和督促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业务上受市民防办指导。
本市建设交通、公安、消防、水务、规划国土资源、卫生、环保、安全监管、住房保障房屋管理、交通港口、质量技监等部门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协同实施本办法。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联席会议制度)
市人民政府建立地下空间管理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负责建立健全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工作机制，研究、协调和推进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民防办，具体负责地下空间管理联席会议的组织工作。
第六条（地下空间产权人的义务）
地下空间的产权人（以下简称产权人）应当履行下列安全使用义务：
（一）地下空间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组织整改并消除隐患；
（二）地下空间发生安全使用事故的，应当协助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好调查处理工作；
（三）遵守国家及本市其他有关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的管理规定。
第七条（地下空间物业管理单位的义务）
产权人委托的地下空间物业管理单位（以下简称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使用义务：
（一）负责落实国家和本市与地下空间安全使用有关的规定；
（二）会同产权人、地下空间使用人按照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地下空间应急处置规程；
（三）检查地下空间的安全使用情况，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组织整改并予以消除；
（四）接受市或者区、县民防办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予以消除；
（五）地下空间内发生安全使用事故的，应当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及时向市或者区、县民防办或者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产权人报告，并协助做好调查处理工作；
（六）遵守国家及本市其他有关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的管理规定。
产权人未委托物业管理单位管理地下空间的，物业管理单位的安全使用义务由产权人履行。
第八条（地下空间使用人的义务）
地下空间使用人（以下简称使用人）应当履行下列安全使用义务：
（一）不损坏地下空间的安全设施、设备；
（二）接受市或者区、县民防办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消除；
（三）使用人转租地下空间的，除符合相关合同的约定外，还应当在转租后5日内将转租情况告知物业管理单位；
（四）地下空间发生突发事件的，应当及时报告市或者区、县民防办或者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并按照应急处置规程的规定进行处理；
（五）遵守国家及本市其他有关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的管理规定。
第九条（责任保险）
本市鼓励产权人、物业管理单位或者使用人向保险公司投保相关的责任保险。
第十条（安全设施设备的设置与维护）
对公众开放的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的地下空间以及其他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地下空间，应当设置以下地下空间安全设施、设备，并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定期检查、维修，确保其完好：
（一）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通风系统或者空气调节装置；
（二）符合国家、行业和本市标准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以及应急广播和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
（三）防水挡板、沙袋等物资器材；
（四）应急预案要求地下空间配备的应急救援设施器材；
（五）国家以及本市规定的其他地下空间安全设施、设备。
第十一条（消防要求）
产权人、物业管理单位或者使用人应当遵守下列消防安全规定：
（一）改变地下空间用途且按规定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或者备案；
（二）按照规定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当与城市火灾自动报警信息系统联网；
（三）地下空间装饰、装修的，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使用不燃、难燃材料；
（四）国家及本市其他有关地下空间消防安全的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防汛要求）
产权人、物业管理单位或者使用人应当遵守下列防汛规定：
（一）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警报后，应当加强值班和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
（二）定期组织防汛演练；
（三）在汛期，应当按照防汛预案的要求运行，并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令；
（四）国家以及本市其他有关地下空间防汛管理的规定。
第十三条（安全疏散要求）
地下空间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设置应当符合安全规范。产权人、物业管理单位或者使用人应当为地下空间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设置疏散指示标志，配备应急照明。
在地下空间使用期间，地下空间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当保持畅通，不得被封闭或者堵塞。
第十四条（禁止行为）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地下空间内进行下列行为：
（一）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
（二）采用液化石油气或者闪点小于60℃的液体作为燃料；
（三）设置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
（四）拉接临时电线；
（五）损毁各类安全设施、设备；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
第十五条（使用备案）
对公众开放的作为生产、经营场所以及其他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民防工程和普通地下室投入使用的，产权人或者物业管理单位应当自投入使用之日起10日内，将产权人和物业管理单位的名称或者姓名、使用用途、租赁使用等情况向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办理备案手续。
前款规定的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产权人或者物业管理单位应当自备案事项变更之日起10日内，向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办理变更备案手续。
第十六条（安全检查）
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应当定期对地下空间安全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拒绝、阻挠检查。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地下空间安全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市或者区、县民防办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查处；应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处理；违法行为的处理涉及多个行政管理部门的，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可以协调处理。
第十七条（配合检查）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可以配合市或者区、县民防办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地下空间安全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八条（安全隐患的报告）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地下空间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向市或者区、县民防办或者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发现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查处。
第十九条（应急预案与应急处置）
市民防办应当会同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编制本市地下空间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区、县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地下空间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市民防办备案。
地下空间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区、县政府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根据预案规定实施应急处置。
第二十条（信息管理）
市和区、县民防办应当分别建立地下空间信息管理系统。
市和区、县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各自职责范围内所掌握的地下空间使用情况提供给市和区、县民防办。市和区、县民防办应当及时汇总地下空间的数量、位置、面积、权属、用途等基本信息，并将有关信息与市和区、县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实现共享。
第二十一条（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由市或者区、县民防办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三项规定，未设置防水挡板、沙袋等物资器材的，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不履行使用备案手续或者变更备案手续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拒绝、阻挠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对地下空间安全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个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在地下空间内设置托儿所、幼儿园或者养老院的，由市或者区、县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对其他违法行为的处罚）
违反本办法其他相关条款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有处罚规定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溯及力规定）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投入使用的对公众开放的作为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公共活动场所的民防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其产权人或者物业管理单位应当自本办法颁布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向市或者区、县民防办办理备案手续。
第二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摘要: 司法审查强度类型化对于维护私人法益、限制司法审查权的恣意等具有重要作用。对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强度可分为最小司法审查、中等司法审查和严格司法审查三个类型。最小司法审查对应的司法审查方法有行政裁量权超越、滥用论司法审查和正当程序论司法审查；中等司法审查对应的司法审查方法有根据判断余地说司法审查、要件补充型司法审查、判断过程型司法审查和成本效率分析型司法审查；严格司法审查对应的审查方法有代为实体性判断司法审查、显失公正型司法审查和行政裁量权收缩论司法审查等。我国人民法院对行政裁量选择不同的审查强度时，需要根据法律文本的规定、权利救济的必要性、行政机关的自主性等诸多因素进行权衡。
关键词: 行政裁量 司法审查强度 司法审查方法
一、引言
在法治发达国家，随着司法审查的深入发展，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裁量行为已近绝迹。从行为类型的角度看，行政行为可以分为行政羁束行为和行政裁量行为。两者均要受到法院的审查，但前者要受到法院的严格审查，而后者则受法院一定程度的尊重。至于法院要给予多大程度的尊重和审查才合理，学界并无定论。
对于司法审查强度，学者们试图将其体系化，法院偶尔也会在判决中明示自己采取了何种类型的审查强度。 [1]司法审查强度类型化主要有以下功能：（1）维护私人法益。不同的行政裁量行为对私人法益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且私人法益之间也存在着重要性的差异，因此如果法院能根据私人法益受影响的程度和法益本身的重要性程度来对行政裁量决定进行不同程度的审查，就能为充分保障私人法益提供有效的司法支持。（2）给司法审查权的行使提供必要的指引。对不同的行政裁量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施以不同强度的审查。（3）限制司法审查权的恣意。司法审查权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裁量空间，到底要作出何种强度的审查，法院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司法审查强度的类型化也是司法自我拘束的一种方式，法院不能随意超越某一类型的强度对行政裁量进行审查。（4）维护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寻求最适当的社会调控方式。立法者主动或者不得已而授予行政机关以裁量权，实际上包含着希望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进行社会调控的重托。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体现着法律对行政机关的不同要求，体现着法院对行政机关不同程度的尊重。
考察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理论和实务可以发现，它们均在有意无意地将司法审查强度类型化、体系化，让各种不同的行政裁量接受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不同的司法审查方法对应着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例如，在法国，1914年的“戈梅尔案”建立了初步的两级强度的司法审查体系，其标准是看法官是否审查行政机关的事实定性，若审查则为通常的审查，反之则为最低限度的审查。 [2]现今，对行政裁量进行实体上的合法性审查，法国行政法院大致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司法审查强度：（1）最小限度的控制。这适用于法律要件中使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或者缺少法律要件规定的情形，其司法审查方法主要有法的错误、滥用权力和对要件事实实质正确性的控制。（2）通常的控制。这适用于可从法律明示规定直接导出一定的要件或者援用事情的性质或从立法者的意思导出一定的要件的情形，其司法审查方法主要是对要件事实的法的性质认定进行判断。（3）最大限度的控制。这适用于侵害市民重要的自由和财产权的情形，其司法审查方法主要是对要件事实与行政裁量之间的均衡比例性进行审查。 [3]在日本，同样存在着将司法审查强度区分为三种类型的做法。 [4]
笔者认为，法国、日本学者归纳出的行政裁量三种司法审查强度，对我国的审判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况且，《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30条关于行政裁量司法审查标准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极为相近。由于有这样相近的实定法基础，因此比较借鉴的可能性就更大。梳理我国的审判实践也可以发现，这三个类型的司法审查强度，即最小司法审查、中等司法审查和严格司法审查在司法实践中也大致存在，也对应着不同的审查方法。但是，在我国的审判实践出现了“两头大”的情形，即过于注重最小司法审查和严格司法审查，而中等司法审查的适用却比较罕见，且司法审查方法相对单一；加之，在严格司法审查上我们又忽视权力分工的基本要求。有鉴于此，笔者拟以三种司法审查强度为参照系，对我国的审判实践进行梳理，结合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对我国的实践做法提出改革建议。
二、法院对行政裁量的最小司法审查
法院对行政裁量的最小司法审查，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黄色审查”。最小司法审查主要针对效果行政裁量的实体性内容以及所有行政裁量的程序性内容，其审查方法主要是行政裁量权超越、滥用论司法审查和正当程序论司法审查。
（一）行政裁量权的超越、滥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超越或滥用职权（包括积极滥用裁量权）的情形可以判决撤销，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包括裁量权消极滥用）的情形可以责令其履行。这种司法审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尊重行政裁量的，但同时也表明，行政裁量权不是没有界限的，在被超越、滥用时可予以审查。正如有法官所指出的那样，行政裁量仅存在不当的瑕疵，则司法审查不应介入；如果行政裁量超过必要的限度构成违法，则应当接受司法审查。 [5]另有法官认为：“只有在行政行为严重不合理，构成根本违法的情况下，法院才能进行干预。” [6]概言之，行政裁量如果明显不当，就构成违法，就要接受司法审查。相反，如果只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则常常不予进行司法审查。这就是法院对行政裁量所施加的最低限度的审查。从法院的判决来看，这种最小司法审查主要是针对效果行政裁量的实体内容进行的。效果行政裁量的自由度往往较大，这种自由度要么来源于客观现实的需要，要么来源于立法的授权。因此，法院的审查干预力度就不能太大，否则就有违该种行政裁量正当化事由的要求，有违司法权不得侵犯立法权的要求。
行政裁量权的超越、滥用理论是最传统的司法审查方法。《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法》第114条规定：“对行政机关有权依其裁量作出的行为，行政法院也有权对行政行为、拒绝作出行政行为或对行政行为的不作为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超越法定裁量界限，是否以不符合裁量授权目的方式使用裁量。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阶段，也可依其裁量判断对被审理的行政行为作出补充。”《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30条规定：“有关行政机关的裁量处分，限于超越裁量权范围或滥用裁量权时，法院得以撤销。”
行政裁量权是有界限的。从理论上来说，行政机关超越其外在的界限（授权规定、一般法律原则等）就构成超越行政裁量权；行政机关超越其内在的界限（考虑不周、权衡失当等）就构成滥用行政裁量权。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人民法院运用“滥用职权”标准的判决相对较少。我国学者在理解《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的“滥用职权”时，常常探究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主观目的性。 [7]与我国法律条文将“滥用职权”和“超越职权”相并列类似的是，德国和日本法律也是将“滥用裁量权”和“超越裁量权范围”同时列举，但解释时并没有完全深究“滥用”的主观目的，有时还将滥用分为主观的滥用和客观的滥用。 [8]法院审查行政裁量权的超越、滥用虽然最初相对分立， [9]但在之后发展的过程中，两者却经常难以分辨乃至于水乳交融地一体适用。 [10]或许，这种理解可以为我国人民法院适用“滥用职权”标准提供借鉴。
（二）行政裁量权超越、滥用论的司法审查方法
法院运用行政裁量权超越、滥用论审查行政裁量，其具体判断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误认事实型司法审查
准确地认定事实，是行政裁量权适当行使的前提。行政机关在不存在符合法律要件事实的情况下就作出行政决定时，其行政裁量就是违法的。应该说，误认事实本不属于行政裁量权的界限问题，但对事实的认定却常常伴随着对事实的评价，从而与行政裁量权密切相关。事实问题由于是行政裁量决定合法性的前提，因而成为行政裁量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之一。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正是借助于这种对合法性的扩大理解，加强了对行政裁量合法性的控制。我国人民法院一般不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在判决中很少表现出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尊重，只要事实认定错误，就会撤销行政裁量决定。这种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或许有所不同，但实际效果是类似的。
2．违反目的型司法审查
原则上，法律虽然不允许法院评判行政决定的动机，但在行政权力滥用的案件中，法院必须有节制地评判行政机关的动机。 [11]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行为不同于私人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目的的限制，即使其处于行政裁量权范围之内，如果不符合法律授权的目的，则该行政裁量也是违法的。法律如果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具体目的（行政目的），则行政机关不得违反；如果没有规定具体目的，那么公共利益作为一般目的也可对行政机关施加限制。法院审查行政裁量的目的，并不是以自己臆想的目的取代行政目的，而是要确保行政目的与法律目的之间的一致性。当然，要查明行政目的是很困难的，仅仅通过书面审理案卷材料还很难查明行政机关的主观目的。正因如此，法院对行政目的的审查正处于衰退之中，权力滥用只在没有其他客观理由时才补充适用。 [12]
3．社会观念型司法审查
社会观念型司法审查是一种对行政裁量进行有限的实体性审查的方法。它虽然承认行政裁量权的广泛性，但如果参照社会观念来看，行政裁量明显欠缺妥当性，即认定其违法。 [13]1913年，德国行政法学家耶律内克率先将社会观念导入司法审查行政裁量的理论。他希望通过诉诸法律目的和社会观念来排除不确定法律概念中的裁量性，从而使不确定法律概念确定化。 [14]之后，这一司法审查方法就在其他国家的司法判决中被提及，并经常被表述为“社会观念上明显缺乏妥当性”， [15]从而判定超越行政裁量权范围的行为违法。《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滥用职权”、“显失公正”，实际上就可以通过导入社会观念来判定。例如，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指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还包括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领域合理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明显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构成滥用职权”。 [16] 对于什么是“明显不合理”的问题，法院就可以诉诸社会观念标准进行判断。
社会观念，亦被称为社会的一般观念，其实在民事（相当于习惯）、刑事（相当于常识或经验法则）案件的判决中时常使用，在行政案件中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观念、日常行动、法的纷争和法律制度之间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人们的观念对法律制度会有所反应，法律制度也会对人们的观念有所反馈。从长远来看，人们的观念和行动有时对法官造法也是有意义的，反过来，对立法机关的立法也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17]国家的实定法不仅具有封闭性，而且还具有开放性，对于某些规定可以作弹性的解释。而社会观念大致相当于没有被成文化的法，可以对实定法进行解释和补充，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在社会观念型司法审查中，社会观念的内容并不一定明确，故而用在现实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观念来判断违法性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4．法律原则型司法审查
在缺乏法律规则加以司法审查时，法院可以通过适用法律原则来审查行政裁量的合法性。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不得违反宪法原则和其他法律原则。由于行政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法律原则作为法源的一种，对确保裁量权的正当行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正是法律原则的存在和适用，才真正编织了恢恢法网，将行政裁量圈定在法治的天空下。
在行政诉讼中，常用的法律原则有比例原则、平等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等。在具体案件中，行政主体行使裁量权时如果法律后果的选择不符合法律目的或者所选择的措施缺乏必要性、给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损益不均衡，那么就违反了比例原则。当然，运用比例原则的司法审查方法本身在司法审查强度上也有高低之分，一般可分为明显的不均衡（最低密度）、相当程度的不均衡（中间密度）和严格的均衡性（最高密度）三种， [18]在司法审查中前两种审查强度适用较多。
